索额图的感觉可能是对的，直到今天，大家对徐日升和张诚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还是模棱两可。河北社会科学院的杨思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经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中说，这两人“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简编》里模糊提到两人“在会下往返协商，从中斡旋。”至于民间历史故事，则把两人吃里扒外的小动作描写得活灵活现：徐日升跟人家说：“现在康熙皇帝正忙于对付西北部噶尔丹的叛乱，而且朝廷内外都知道西北部的叛乱是俄国人指使的。”张诚跟人家说：“皇帝要全力对付噶尔丹，所以急于和你们缔约。皇帝的旨意是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你们不答应，那就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如果你们坚持以黑龙江为界，占领雅克萨，我们看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找一个地方，或者更现实一点儿。”
条约签订后的次日，俄方谈判代表戈洛文邀请他们到俄使驻地做客。徐日升与戈洛文的对话中有这么一段：
徐：因为我身为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多年，而且因为是我（中国）皇帝派来的，所以不得不表现为他的忠实臣民。如果我不那样做，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戈：这样你就表现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应该的。……总之，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给了我们那么大的帮助。我们要让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获得同等价值的报答，知道你们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徐日升日记》第56节，1689年9月8日）。
张诚的日记中也说到，俄国使节“向我们保证他定竭力请求沙皇优礼我们教会派驻莫斯科的人员，以酬谢我们在北京宫廷和这次谈判中两度为俄国所作的一切斡旋”（《张诚日记》1689年9月8日）。
两个翻译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记里啥都交待。
张诚与徐日升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服装售货员告诉顾客：“我们这服装，老板进价500元。老板的意思，不想赔本太多。如果250元卖出，我们老板就不干了。所以你们就在250与500之间还价吧。”不管怎么说，条约还是签订了，康熙可能意识到了一些什么，所以条约签订之后在理藩院之下设俄罗斯馆，选派24名八旗子弟，入馆学俄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清政府从此无此尴尬了。
第18节：大清的尴尬(2)
鸦片战争爆发后，钦差大臣林则徐撤职查办，代替他的是新钦差琦善大人，琦善大人遭遇了相同的尴尬：堂堂的钦差大人，没有一个翻译。无奈，琦善从山东找到一个名叫鲍鹏的家伙。据说这家伙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是林则徐通缉的贩烟罪犯，跟颠地还是“同志”关系（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第249页）。
其实，最让人尴尬的倒不是这翻译与颠地的不正常关系，而是大清那样的体制下，一般国民缺少国家与民族之类的现代概念与常识。鲍鹏就是这样的人，麦天枢书中称：“他在山东第一次登英舰，用‘广州英语’与英舰翻译马理逊谈起舰队南下和谈，他像个月球人般地说：‘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能解决这事，一定叫那个皇帝哭。’”麦天枢先生可能感觉鲍鹏像个没有国籍的月球人，但我觉得，鲍鹏更像个地球人。当初的满族夷人可以抢走大明的天下，那现在的英夷欺负一下现在的满清，甚至夺了他们的江山，顶多只算是历史上一直延续的天道轮回吧，于鲍鹏何碍？
尴尬在继续，八国联军进中国后，老太后向夷们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大清缺少“量物力”的财政人才。一句话，大清有多少家当，“结与国”要多少钱才“欢心”，赔钱的时候，如何分期付款细水长流以不至于朝廷垮台，政府心里一概没数。所以，谈判的时候，由英夷赫德出任中国全权代表的顾问。赫德当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三拨拉两拨拉，就向自己的雇主汇报：“此次中国赔款，谅必较甲午年为多，或至加增一倍也未可知。”赫德算得真准啊，《马关条约》中，清政府赔款白银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共23000万两，加增一倍，乃是46000万两。众所周知，《辛丑条约》中，清政府的赔款数额是45000万两。当然，赫德不是靠蒙的，中国清政府年收入多少，年支出多少，每年支付现有借款利息多少，增加旧税、开增新税能增加政府多少收入，怎样才不至于让大清因财政亏空而导致国家破产，赫德算得一清二楚。
有趣的是，赫德算得太准，竟招致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怀疑。张之洞电告奕劻说：“去年九月，二赤（清朝大员们背后称赫德为二赤，挺有趣的）预计，此后中国每年须筹三千万两，今果不出所料，丝毫不差。二赤何以能预卜各国兵费，并折扣利息，全能预算清楚耶？实属可怪！”（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第3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了张之洞的电文，我觉得甚是尴尬，替政府尴尬。4？5亿国民中，竟出现不了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大臣！这种残缺，导致大清帝国竟然从自己人中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海关总税务司。你说一开始没有吧，有情可原，可是后来的半个世纪中，竟然也一直找不到。1864年，赫德在给英国国务大臣的信中写道：“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高效而诚实的海关之日，就是我这个海关总司离任之时。”赫德当时肯定没有想到，缺人才的大清帝国就这么讹上他了，一当就是48年。当时，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亨利？诺曼在他的《罗伯特？赫德与帝国海关》中曾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担忧赫德之后，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毋庸讳言，中国的大臣中曾有人希望海关由中国人来控制，但亨利断言，“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对整个世界商业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他说，“不管在国内人们怎么看待我说的话，至少在整个东方，当我说，如果不把这个职位当作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在中国3？5亿的臣民中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人能够胜任时，是没有人会站起来反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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