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来说，忽必烈是典型的不肖子孙——一个违背了传统，违背了他的箴言的孙子。
当然，忽必烈是决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肖，他不止一次地努力将那些不听话的堂兄弟们拉回自己的控制范围，与窝阔台汗国海都征战，坚持对于察合台汗国汗王的册封，尽力维持对伊儿汗国的宗主权，都是在彰显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合法大汗。
但在现实中，他知道自己已无法回到祖、父、兄的时代，那个依靠传统、武力和血缘维系的帝国已经一去不返。他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重组帝国。
他需要法统，一个新的，从根本上确定他地位的法统。
在东亚，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皇帝是“天子”，是中央之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拥有皇帝的称号，谁就是万邦之主。这代表代表文明、神圣、传统的称号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是现成的法统。
一向被称为“天朝”的中国不是即将被自己所征服了么？一向被称为“天子”的中国皇帝不是就要成为自己的俘虏了么？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法统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呢？
成为天子，成为皇帝，就可以既稳固汉地的统治，又给自己帝国大汗的身份带上新的光环。
于是，在坚持自己是正统的“蒙古大汗”之外，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提出要“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①，成为了中国皇帝。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忽必烈“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只希望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
这话有些道理，但与其说忽必烈是把蒙古帝国变为中国帝国，不如说他是在把两个帝国用并行的方式合二为一，并借此将蒙古帝国从新组装。
既然是并行，作为最高统治者，也就不得不身兼二职。
而身兼二职，尊号就不得不麻烦一些。忽必烈将自己之前的蒙古可汗全部追认了皇帝庙号，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贵由为“定宗”，蒙哥为“宪宗”，亲生父亲拖雷虽然只做过监国，也被追认为“睿宗”。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然是“世祖”。
而为了表明“蒙古大汗”的身份，汗号也不能废除，忽必烈汗号为“薛禅汗”。以后诸帝一体因循，元成宗铁木尔，汗号“完泽笃汗”；元武宗海山，汗号“曲律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汗号“普颜笃汗”；元英宗硕德八剌，汗号“格坚汗”……
1279年，南宋灭亡，中国皇帝也只剩下一个，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一切似乎都大功告成。
可惜，在武力来决定法统的时代，任何华丽的外衣都只能是装饰。忽必烈从始至终，都只能做个不太名副其实的蒙古大汗——那些兄弟汗国根本不买他新建法统的账，在手中的只有一个虚名。
虚名就虚名吧，至少别的兄弟连虚名都没有，他们只能去做自己的“金帐汗”、“察合台汗”和“伊儿汗”。而他自己，也只能专心地作好更实在的工作——大元皇帝。
可是，可汗和皇帝是不同的，可汗属于放牧的草原，属于铁血的战争，属于残酷的征服；而皇帝，属于耕作的原野，属于书册典籍，属于礼仪教化。
做皇帝，是要汉化的。
这，原本不是问题。忽必烈曾经极为仰慕汉文明，蒙哥汗时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便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在他的“金莲川幕府”中，有着成群的汉人儒士，刘秉忠、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便是其中精华。在他们的辅佐下，他正纪纲、定法度、立省部、明黜陟、宽赋税、轻徭役、绌债负、重农桑；在他们的策划下，他违背传统与阿里不哥争位；在他们的簇拥下，他成为了大元皇帝。
而在他的军队中，汉人史天泽、李璮、张柔、严忠济等都是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大将，也是他得以定鼎天下的重要保障。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的。
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这和拓跋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民族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相比来说，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要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他们要困难得多。
北魏、辽、金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儒家文化并不是唯一的治国良方。
再加上忽必烈以“蒙古大汗”自居，一直不放弃对四大汗国的宗主权，就必须保持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子孙们自然也很难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去做一个彻底的皇帝而不再作“大汗”。
有这样的问题，只要一点点变乱，那汉化的脚步就会骤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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