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
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
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
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
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
日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
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适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
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己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
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
“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
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
产主义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
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
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
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籍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
具有抗日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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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
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
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
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
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
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
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
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张未置可
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由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
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
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
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
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
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
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
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
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
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
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
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
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
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
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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