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清廷利用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关系竭力进行瓦解，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
从顺治十五年（1658）起，清军向西南的进兵是颇为顺利的，这里面自
然也包含了孙可望的一份“功劳”。然而，孙可望本人的地位却随着永历朝
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
过了，这种变化是通过一些似微实显的迹象体现出来的。顺治十五年，孙可
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明末战乱以来，兄弟二人天各一
方，孙可升在几经飘零之后，先混迹于明朝行伍，后来又成了清军的一名士
兵。这年七月，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是惊
喜交集。孙可望向朝廷奏报了“聚合之奇缘”，奉旨同住。可是，孙可升的
家属奴婢十余口还在上海，搬来北京筹措路费不易。于是，孙可望请求皇帝
①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秦王孙可望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七六页。
②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 号。
③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六页。
④ 沈佳《存信编》卷五。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传》也记载：“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畴请兵
取云贵，尽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
①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册，第一八○页。
②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④ 《永昌府文征》，诗，卷十。
“敕部给予勘合”，利用政府的驿传实现全家团聚①。在孙可望看来这不过小
事一桩，所以在疏中写道“想此项恩膏朝廷亦所不靳”。出乎他意料的是这
么一件小事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顺治皇帝批交兵部议奏，左都御史魏裔介
立即参上一本，首先抨击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
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然后率数百疲敝之卒，亡
命来归”，本不是有“何功何德”受封王爵。接着借题发挥道：“臣观其见
之疏章者屡可骇异，即如出师命将出自朝廷，可望甫来归顺，便请从征。若
可望文足经邦，武能戡乱，何至坐见败辱，鼠窜奔投，可谓不自揣量，冒昧
无知。继则请动内帑，为彼经营。臣闻天子穆穆，端拱垂裳，岂有借财与人，
亦岂有人臣借财于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缘一疏复为伊弟请给勘合，夫勘
合之给为朝廷紧急公事及官员来往而设，非庶人下贱可以冒滥也。今可望之
弟可升不过一食粮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则应自备脚力，未闻牧
圉小人而可以乘坚策良，逍遥皇华之驿者也。臣闻高爵厚禄惟有德者宜居之，
今可望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宪长岂敢畏避不言。伏祈皇
上大奋乾断，严加处分，以肃名分而正纪纲，则冒滥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义
矣。”①魏裔介的劾疏处处流露出对孙可望的轻蔑，给了他当头一棒。孙可望
在“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疏中说：“昨闻宪臣有特纠陈请之非，祈正悖谬之
罪一疏，本藩汗流浃背，寝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宪臣之言不谬矣。”②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顺治皇帝
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③，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
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
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
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前蒙皇上赏给银两，臣恐花费，借与天津卫民邓时增
银一千两，有文约可据。缘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贤愚，臣不得知。”接着向
顺治皇帝摇尾乞怜，陈述自己“郁积之苦衷并所以招尤招谤之原”。他说：
“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失所，此怨臣者有
之；今臣叨膺宠眷，无寸功可纪，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
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
见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众心腾沸之端也。然怨
忌既积于心，诟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①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
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
①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义王孙可望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① 魏裔介《特纠陈请之非疏》，见《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十一。魏裔介疏中所说孙可望向顺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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