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随之增多，军事著作也随之大量产生。到西汉初年，张良、韩信整理
历代兵书时，约有 182家，经过他们筛选，选定了35 家。东汉时，班固撰《汉
书艺文志》，收集了53 家，790篇，编成书目。班固把历代兵家著作分为四
大类：一类是 “兵权谋家”（讲究军事计谋、综合各兵家长处的）、二类是 “兵形势家”（战略家）、三类是“兵阴阳家”（讲究天候、地理、医药、
卜巫的）、四类是“兵技巧家”（设计、制造武器装备和讲究战法的）。
自汉以来，各朝各代更加重视利用兵书培养将帅和指导部队训练。北宋
神宗时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军官学校—— “武学”，同今天一样，办学必须有
育人教材，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不能育出高质量的人才。据宋晁公武的《郡
斋读书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 （1078—1085），正式颁布《孙子》、《司
马法》、 《六韬》、《吴子》、《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
对》七部兵书，作为武学学员的 “教科书”、必修课，后人取名为《武经七
书》，又名 《武学七书》。到南宋初年（宋高宗统治时期），官方曾指定《五
经七书》作为考核、选拔军事将领的重要内容。这七部兵书堪称我国古代军
事谋略理论大荟萃。
“七书”的汇编、推广，不仅在世界东方古国使军事谋略得到了普及，
而且七书中的 《孙子》在初唐时就传入日本，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
方兵学鼻祖”、 “兵学圣典”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孙子》流传到欧
洲晚于日本。开始由精通汉语的欧洲军官用口语传播，到 18世纪初，《孙子》
译著在欧洲广为流传，东方的军事谋略在西方也得到了推广。资产阶级军事
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 《战争论》中的很多观点同《孙子》相似，但从军事谋
略理论形态看，仍未超过 《孙子》。
值得研究的是，在中国，从 《孙子》问世之后到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
思想的产生数千年中，虽有无数卓越的军事家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业迹，在他们的论著中对军事谋略也有一些独到见解，但在这段时间里，
就学科而言，只有军事谋略学知识的积累和某种程度的发展，而无质的突破。
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不能发生质的突破呢？细而究之，是否可以说
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是武器技术装备的因素。恩格斯说过，武器装备的发展决定着作战方
式的变革，作战方式的变革，就会促使指导战争的理论发生变化。而我国几
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冶炼、火药、造纸、印
刷术等处于世界之首，然而，我们的武器技术装备改善的速度最慢。18世纪
中叶以后，西方洋枪、洋炮、战舰已经问世，而腐朽没落的清朝文武官员仍
一味强调 “骑射乃满洲之本”，严格限制火药的制造和使用，武器技术装备
几千年中没有本质的飞跃，战略战术也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因此，被孙武等
军事家所揭示的、反映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谋略思想、理论原则自然也不会
有根本性的突破。
有人会问，西方军事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军事谋略没有质的突破？我
们认为，这与东西方军事家在总结战争经验时立足点不同有很大关系。东方
军事家往往立足于谋略研究制胜之道，西方人往往立足于技术寻求制胜之
术。他们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往往打着军事技术制胜的印记。如坦克出
现后提出 “坦克制胜论”，飞机出现后又提出“空军制胜论”等等，都有一
点唯武器论的味道，不大重视从军事谋略上去总结战争实践经验。这恐怕是
西方军事谋略没有根本性突破的重要因素。
二是哲学思想因素。军事谋略是受哲学思想支配的，尤其受着传统文化、
特别是民族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在西方，封建的中世纪，教会统治一切，
唯心主义禁锢着人们的头脑，16—18世纪，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人
们往往在绝不相容的笼子里思维。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 然阻碍军事谋略的飞跃。在我国，从大量的兵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他们的哲学思想受到 《易经》阴阳八卦和老子《道德经》积极而又深刻的影
响。 《易经》以阴阳八卦为逻辑起点，对人世间事物进行推论，含有深刻的
韬略思想。 《道德经》实际上是论述谋略的哲学“经”。《孙子》中许多谋
略思想和原则，除了接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之外，是以 《易经》中的指导
思想为理论根据的。但是由于儒家消极思想的影响，思维中的唯经 （经典）、
唯圣 （圣贤之言）的封建色彩比较浓厚，这种思维定势和封建意识的影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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