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人民军队
既是战争的军事任务的承担者，同时又是战争的政治使命的执行者。毛泽东
指导战争的艺术，生动地、创造性地体现在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武
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上。
正如陈毅所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家， “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
言军事，除军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
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考察，这样
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创造。”①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不同于一般军事家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统帅和战
略大师，因而，他所指挥的战争，既是同敌人进行军事较量的激烈场所，又
是和反动势力展开政治斗争的生动舞台，既能够施展军事家的才华，又可以
表现政治家的智慧；既有威武雄壮的武戏，又有脍炙人口的文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7 页。
①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40 页。
（一）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历来的反动势力对付革命人民，总是软硬两手兼施，一手是武力镇压，
一手是政治欺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因而进步势力
和革命人民也必须学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毛泽东的革命两手策略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同蒋介石国民
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奉行 “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
实力，准备内战”的反动政策，把他的大批军队保存在大西南，龟缩在峨眉
山上。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
军队，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但由于蒋介石尚未作
好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面准备，由于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所
以，蒋介石在极其秘密地准备内战，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往华北和东北运兵
的同时，打出和谈的旗号，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 “共商国是”。
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完全洞察了蒋介石的阴谋，
明确提出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
锋相对，寸土必争，核心是 “针锋相对”。
针对蒋介石加紧向东北运兵，以 “接收”（当时东北处于苏联军事管制
之下）之名行独占东北之实的图谋，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作出决定：调 2万
干部、10万大军和 100个架子团迅速进入东北，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扩大部
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这样，既可在军事上破坏蒋介石的进攻
计划，又可在政治上造成同蒋介石谈判的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在抗战胜
利后就曾扬言，东北不存在共产党和八 路军，不存在内战，东北只是政府从
苏军手中 “接收”问题，不存在同共产党谈判问题。
针对蒋介石集团所散布的所谓共产党 “只要政权不要和平”的谎言和人
民中存在的对蒋介石的幻想，毛泽东毅然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以实际行动
表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和平诚意。蒋介石用和平谈判掩盖军事进攻，毛泽
东则用和平谈判揭露其内战阴谋、配合军事自卫。在谈判期间，蒋介石派军
队进攻山西上党地区的我军，妄图用军事打击要挟共产党在政治上作出让
步，毛泽东则指示我军坚决打击进犯之敌，用军事上的胜利配合政治谈判。
正是由于我军上党战役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和平
协定。这样，既为共产党赢得了人心，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又为我军的
备战和我军在东北的展开、扩大争取了时间。
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和平谈判几乎贯穿了内战的全
过程。继毛泽东同蒋介石的重庆和谈之后，又有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及
同美国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之间的反复谈判。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发
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主张中国的内政与和平，应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
党代表举行全国会议商定解决办法，并称美国政府认为 “需要修改一党训政
制度”，提出派马歇尔来华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节。毛泽东、周恩来等经
过认真考虑，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调解，欢迎马歇尔使华，恢复同国民党之
间的和平谈判。
这次谈判的核心是军队问题，亦即国共双方的军队如何统一整编问题。
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才能考虑实行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周恩来则重
申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即国家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两党之间针
锋相对。马歇尔为了缩短两党之间的距离，竟提出用西方国家那种军队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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