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
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
也睡不着。”（失眠者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
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
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
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这就使人想到，整整20
年之后，“这一票”又是相当重要的。
彭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所写的怀念文章，不约而同多用这一类的标题：
“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神威不灭，浩气长存”，“忠心耿耿，铁骨
挣挣”，“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这自然是他们几十年的
亲身感受和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
可是，庐山会议却说彭总同毛主席的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对抗），
说他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自述》对后者有如实的说明。1930 年传
达立三路线，命令打武昌。彭总精通军事：“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
背南湖。”真要打，“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拒不执行。后来“妥协”一
下：割据鄂南6 县，打开岳州。7 月，何键派3 个旅进攻平江，三军团以
8000 人对3 万之敌，3 天打4 仗，追歼溃敌，迅雷不及掩耳攻占长沙。“这
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然而彭总却作了检讨：“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
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8 月，成立一方面军的会议上，
经过讨论，总前委决定第二次打长沙。当时三军团半年内扩大了6 倍，连
续作战，没有休整。彭总说：“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
期整训。”结果围攻长沙月余未下，后来经过毛泽东、朱德的说服，才撤出
战斗，佯攻南昌，巧夺吉安。对此，彭总是坚决拥护和执行的。他是一个
谦逊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由于执行了
当时中央领导的打赣州等错误命令，《自述》中有深刻的检讨。他是一个刚
直不阿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遇到重大关键问题，决不计较个
人得失而率直陈言。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他已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的
错误，从军事到政治，有过一系列抵制，而且每次都是直接给当时的中央
领导人打电报，其间还写过长信，只是从未得到过答复。彭总被人看做是
张飞，他也以此自诩，有时不免脾气暴躁一些。打仗的人，谁没有个脾气？
由于不断唱反调，他被撤掉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势越来越严重，对比以前
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彭总对当时中央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了。1934 年春广
昌战役时，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前线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固守广昌，
遭到惨重损失。在指挥所里，面对面争执，彭总“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
历数指挥的错误，指着鼻子痛斥他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意卖爷因
心不痛”。请看帕述）中正气凛然的记述：“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
里，准备随他（李德）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
无所顾虑了。”
抗日战争初期，彭总是否执行了王明路线呢？请看《自述》：“至于‘一
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
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
独立自主方针办。到1938 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25 万人，成
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
也不会准。”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许多重大历史关节，彭总起
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所有这些，《自述》都有记载。但也有
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 1939 年冬彭总过西安，在程潜（时任国民党军
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处当面大骂何绍南：“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
抓了你公审！”何未敢再去，绥德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他还对程
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
来，还要放第三枪。”1940 年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全歼朱怀冰两个师。当时
处境严重，彭总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又如，
1947 年3 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十比一，这时是彭总自动请缨
的。
彭老总自幼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旧军队中靠自学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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