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
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
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
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有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
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
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
就是因为李会顺从，骗取了信任，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
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李韶九可谓江
西时期的康生，此人采用逼供信，大肆捕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因而
激起富田事变，造成大打“AB 团”的错误肃反。
这种记不清次数的漫谈中，黄老谈过他自己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说他被
批判为“右倾”、“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受降职处分等，总不下十来次。这
些情况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在过去漫长的战争年代，
由于“左倾”盲动、立三路线，尤其王明路线的长期干扰，同时党有纪律
约束，必须服从上级的形势下，使得人们惯于服从，不敢讲真话。可是，
不论教训有过多少次，吃过多少亏，黄克诚始终是一个一贯敢于讲真话的
人；如果碰上一个不整人的上级，意见不一，他就会争论不已，吵架不休。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黄离开唐生智部，辗转回到家乡湘南永兴县时，特
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夺取县城。他以为力量过于单薄，主张先发动群众，
准备条件。尽管事实上暴动没能起来，他还是受到严厉批判。这是他第一
次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那时湘南特委积极推行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
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将沿衡阳至
广东乐昌间大路两侧村庄，统统烧掉。黄不顾县委领导批他右倾机会主义，
还是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没有烧掉。他的哥哥是老实农民，很不赞成烧
房子，说地主房子为什么不能分给穷人呢？他深知农民群众对乱烧滥杀，
非常反感。从井冈山回来的人说毛泽东也是不赞成烧杀的，这使他对自己
的看法更加坚定，于是将不许烧房子，规定为部队的一条纪律。当时由于
坚决反对乱杀无辜的做法，黄还一再同县委领导唱反调。县委开会批判他
右倾，责令检讨，他拒不认错，于是被撤销县委委员职务，不准他参加党
的会议，只让他带兵守城。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湘南5 县共有8000 农民武装撤退到井冈山，
后因环境困难而仓促决定，将这8000 子弟兵编成四路游击队，仍分散回到
敌强我弱的湘南各县去打游击，黄任第二路司令。领导无经验，农民恋故
土，这支初出茅庐的队伍，除开保留少数干部和人员外，很快就被敌人全
部打垮了，并且遭致各县的大屠杀，一片白色恐怖。黄克诚与一个同伴从
永兴孤身出走，浪迹四方，求食宿，找组织。从1928 年10 月到1930 年春，
他从武汉到上海到天津一带，最后又回到上海。其间目睹大革命失败后，
大城市中党组织惨遭破坏的情况，自己饱尝流浪孤独之苦。这一段生活，
使他深深感到敌我力量的悬殊，没有根据地做依托，不能发展武装力量，
革命很难前进，连个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最后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中
央军委派他到红三军团工作。
这时立三路线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传达到三军
团。黄克诚预感到情况不妙，以为拿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
击石。于是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
之后，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黄再次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他根据自
己的亲身经历，知道城市决不可能举行暴动，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
他也不赞成暴动夺取长沙的主张，以为只能相机智取。黄的这些意见受到
严厉批评，认为他不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撤销了原要委他为纵队政治委
员的任命。
1932 年初，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夺取赣州，黄时任三军团一师
政委，为主攻部队。事前他极力反对打赣州。后来赣州久攻未克，伤亡重
大，敌军反攻，始被迫撤围。战役进行中，黄曾数次建议撤退，并批评彭
德怀为“半立三路线”，敌反攻时，未接命令，主动撤走，幸未追究。后来
开会批判，被认为对抗中央路线，还说他一贯右倾，如反对中央的土地政
策，支持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都是毛泽东的主张）等，黄不服气。
部队过赣江西岸之后，一路行军，一路挨批判，黄也就同批判他的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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