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贺昌争吵了一路，拒不作检讨，并表示要同他们争论20 年。这次没有
受处分。这年10 月，开了批判毛泽东的宁都会议之后，三军团随即在广昌
开会，贯彻宁都会议精神。因为黄支持毛的路线，就把他拉出来批判，会
后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长征途中，黄一直做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四师的政委，突破敌人四道封锁
线，斩关夺隘，浴血奋战，先后两位师长阵亡，一位师长重伤，他几度遇
险，千钧一发，幸免于难。在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看到主力红军受到如
此重大削弱，再也经不起消耗了，便向领导同志提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
为第一重要，应当尽量避免打硬仗。他还具体谈到有几次战斗，其实是不
必打的。黄的这次谈话，又一次被认为是右倾和缺乏信心的表现，又认为
他已不宜于带兵打仗，调离所在部队，回军团司令部试用。后经他恳求分
配点工作，才任命为司令部侦察科长。在会理会议之后，批判右倾机会主
义时，黄虽已不担任领导工作，由于是“老右倾”，又被当做靶子，被批判
了一通。
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从一军团调了几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黄不改好提
意见的秉性，依旧照常向新来的领导提意见，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被
认为“狂妄”，“目无组织”，甚至有这种说法：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纪大
了（当时他不过三十来岁），又不中用，当个普通战士都不够格，还怕他掉
队，落人敌手以成后患。这说明他当时处在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三军团
多年来在彭德怀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始终保持艰苦朴
素本色，上下一致，伙食一律，无人搞特殊化。对新来的领导聚在一起改
善伙食，干部和战士看不惯，难免讲些怪话，加以个别战士有违反纪律的
行为，值此部队极端疲惫和减员之时，新来领导准备审查干部、整顿纪律，
要处理所谓问题严重的人。黄于是又找领导谈：经过千辛万苦，刚走出草
地，有问题应以教育为主，不能再搞这等脱离群众之事。军团领导本来准
备安排黄担任纵队组织部长之职，也因此而告吹了。
在军事行动方面，黄克诚“一贯右倾”；在肃反斗争方面，黄克诚也“一
贯右倾”。中央苏区开始打“AB 团”的肃反运动时，黄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
最初他也盲从过，虽然比较保守、但也肃掉了一些。上边一号召，下边一
哄而起，就是搞逼供信。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对‘AB 团’的存在及其
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破坏革
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
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
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
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
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黄克诚是一个
真正不二过的人。
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 团”运动。
黄时任第三师政委，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 团”分子，他就拒绝执行了。
可是当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太大，三师中还是杀掉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
是很优秀的干部，如前面提到的何笃才便是。何是湖北人，师范学生，参
加过南昌起义，对一军团的情况很熟悉，黄同他相处中，无所不谈。以后
再要抓人，黄就硬着头皮顶住，坚决不从，还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你们
要抓的人中，并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悄悄通
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藏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
被找到杀掉了。他为此无限痛心，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
辜？同他们大吵了一通。因此黄也被怀疑是“AB 团”，“托陈取消派”，决定
将他抓起来“审查”。在三军团，黄同彭德怀之间已建立了相互直言的关系，
有时吵了架也相安无事。这对幸亏彭深深信任这位打仗和进言都勇敢的部
下，进行了干预，他才得免于难。但仍然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
帽子，撤掉了他三师政委的职务，分配到军团司令部当秘书。他对彭德怀
的干预从来不知道，彭也从未跟他谈过此事。后来庐山会议上受批判时，
说他支持彭的《意见书》，是为了报救命之恩，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
1959 年庐山会议8 月1 日常委会后，毛泽东留我们旁听的四个人吃饭时，
就曾问过黄、彭“父子关系”的说法。1931 年12 月，开始纠正肃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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