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本人），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按照黄克诚后来同我谈过的，毛泽东
与彭德怀两人相互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上海会议毛
泽东作报告，批评了一些人的时候，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
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
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以此作为印证，黄克诚的说法是有根据
的。记得1958 年4 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当夜我同彭德怀住在一起，在
广州又同住一层楼，他除同我谈过平江起义的情况，想专门写战史这些事
外，还谈到在江西时，同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如何随便：有事到他屋里去，
如果还睡在床上，把被窝一揭就是了。于是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彭德
怀是“山野之人”，始终保持某些“游击习气”，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
唱《东方红》，也不喜欢叫“主席”。这种性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毛
泽东自己何尝不更具“山野”之气，他经常穿着睡衣，靠躺在床上跟客人
谈话。还在游泳池游泳时，同赫鲁晓夫会谈。）
毛泽东这次找我们几个人再次谈话，关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多说，只是
顺便提到洛川会议，应当说是含有深意的：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
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
一边去。同11 日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
展，在防止彭德怀的信出来之后，形势可能向右发展。光几个“秀才”讲
点偏激的话，讲点不爱听的话，无关大局（有时还有好处）。总之，事后细
细想来，17 日找我们五个人作如此长谈，而且有些话可说是“知心话”、“私
房话”，其原因可能是，听到“左派”们对我们有议论，希望我们能同他一
条心，照顾到各方面，以大局团结为重，这样使会议能较快圆满结束。
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毛泽东正式找过哪些人谈话。田家
英同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王敬先（庐山会议后被调离，“文革”中去世，时
任苏州地委副书记）、英文秘书林克及机要秘书等，都关系密切，有什么动
静，田家英都会知道。当时人们都知毛泽东找我们谈过两次话，都想探问，
摸摸风向，这时我是守口如瓶的。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泽东这时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还说过要
印发《阿Q 正传》的话，意即要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
像阿Q 一样，一触即跳。
大概是17 日谈话后第二天，我来到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
伯达都在。谈到彭德怀的信，我们都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很好，观点
跟我们一致。我还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这样写。胡乔木却讲了这
样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
得出这个看法。后来听说，毛泽东同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
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说“现在我不发言”。此事胡乔木可
能知道了。
我的《庐山吟》第四首，这样记述了第二次召见：
登楼再度群言堂，尚在闲谈新乐章。
都觉畅怀言已尽，谁知一夜落飙狂。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来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大家
下山，各奔前程。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原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尚昆、
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 月13 日凌晨，他致信杨尚昆：“五人起草小组，
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同志，成为
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
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
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日‘庐山会
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
不超过五千字。”第一次碰头会，根据18 个问题和各组讨论情况，拟定了
以下12 个问题：关于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
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和协作
关系、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和加强农村党
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各人分工写一或两个问题。除“形势和任务”
外，每个问题写1000 字，最长不超过2000 字。胡乔木写总纲性的“形势
和任务”，我写“综合平衡”和“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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