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
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
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
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
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
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南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
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
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
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
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
六大后的中央委员没有几个:周恩来、毛泽东、任迅时。朱德、项英、李
立三。邓发(补的)、陈潭秋、关向应、张国焘、瞿秋白(按:朱德、陈潭
秋不是六大选出的中委),后来有四中全会选的,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议
六中全会补选的。中央主要领导班子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
提拔的人,多数转变过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政策,就不行,
转不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10 年时间;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
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揭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
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
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
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
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谈
到会理会议时,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能不说实话:他当时写信给中央,
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
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使彭德怀得到点安慰:总算澄清了20 多年的
一个误会。)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
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
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
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
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
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
了三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系群众。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 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
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
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
格不人。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
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
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
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
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
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
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
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做,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
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
同在北京城,10 年9次电话,1 年不到二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
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 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 次,老子跟
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
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
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
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 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
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
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
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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