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8月5日
因此我在1941年3月底以欣慰而兴奋的心情，读到了从可靠方面寄来的关于德国装甲部队在从布加勒斯特到克拉科夫的铁路上往返调动的情报。这份情报表明，当南斯拉夫的大臣们在维也纳屈服时，在经由罗马尼亚向希腊和南斯拉夫南调的五个德国装甲师中，就立刻有三个师被北调至克拉科夫。其次，在贝尔格莱德爆发革命以后，这种运输工作又倒转了方向，那三个装甲师又被调回罗马尼亚。约六十列火车的转轨和回驶是瞒不过我当地的情报人员的。
这份情报对我来说好像是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东欧的局面。突然之间把这样多需要用于巴尔干的装甲部队调往克拉科夫，只能意味着希特勒打算在5月间进攻俄国。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他的主要意图。由于贝尔格莱德爆发革命，这些部队必须回到罗马尼亚去，这一事实可能使进攻日期不得不从5月延至6月。我立刻把这项重大消息电告留在雅典的艾登先生。
我不愿意让收到的这样一类情报先经各级情报机关挑选和摘编。目前将由莫顿少校为我做审查工作，他将向我提交他认为具有较大重要性的情报。应让他看到各项情报。请向我提交可靠材料的原件。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雅典） 1941年3月30日
我对这个情报的解释是，那个坏家伙曾经集结大量的装甲部队以队其他力量，去威吓南斯拉夫和希腊，是想兵不血刃地取得前者或两者。当他确信南斯拉夫会加入轴心国时，他就从五个装甲师中抽调三个师去对付那只熊，认为留下来的两个师足以了结希腊的问题。但是，贝尔格莱德的革命却破坏了这幅美景，使部队的北调中途停顿。据我看，这只能意味着他要尽早进攻南斯拉夫，不然就是要对土耳其采取行动。
看来，他要用重兵于巴尔干半岛，而暂置大熊于一旁。此外，这种朝令夕改的情形，与贝尔格莱德政变联系起来看，正说明德国对东南欧和东欧的计划都是庞大的。这就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明显的迹象。你和迪尔是否同意我的印象，请慎重考虑后见告。
我也想寻找些方法来警告斯大林，通过让他注意他所面临的危险，以便同他建立像我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那样联系。
我把电文写得简短而含蓄，希望凭借这一事实，而且凭借这是我在1940年6月25日介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任大使时发出官方电报后的第一次通讯这一点，能引起他的注意和深思。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1941年4月3日
以下是我给斯大林先生的电报，只可由你面交。
我曾从一位可靠的情报人员处获得可靠的消息：当德国人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上了圈套时（即3月20日以后），他们就开始从罗马尼亚把五个装甲师中的三个师调往波兰南部。
他们在听到塞尔维亚人的革命时，又立即下令停止前进。阁下大可玩味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
这时已经从开罗回国的外交大臣又加了一些说明：
如果你接到这封信后有机会进一步说明这种看法，你可以指出，德国军事部署的这种变化一定意味着，由于南斯拉夫的行动，希特勒现在已经推迟了他原来威胁苏联政府的计划。果若如此，苏联政府当可乘此时机去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这种推迟表明，敌人的军队并不是无限的，也表明成立类似联合战线这样的组织是有利的。
2．苏联政府加强自己地位的方法，显然是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物质援助，并通过希腊援助南斯拉夫。这种援助可能增加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困难，以致进一步拖延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但是，如果现在不乘机尽力阻挠德国的计划，那么几个月之内，危机便可再起。
3．当然，你不会暗示我们自己需要苏联政府的任何帮助，或者暗示苏联政府仅仅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应采取行动，但是，我们要他们了解的是：希特勒在能进攻时迟早是要向他们进攻的；如果他没有遇到像目前在巴尔干遇到的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他同我们正在交战这一事实的本身并不足以阻止他向苏联发动进攻；因此采取每一种可能的步骤，确实使他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图解决巴尔干问题，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我驻苏大使直到4月12日才发来回电。他说，他在收到我的电报以前，曾以私人名义写给维辛斯基一封长信。信中回顾了苏联政府接二连三地未能抵制德国对巴尔干的侵略，并以最有力的措辞说，如果苏联不愿错过与别人结盟来保卫国境的最后机会，它就必须立即采取有力的政策，同巴尔干地区仍然反对轴心国的国家合作。
［他说，］如果我通过莫洛托夫递交首相这封以简短的电文和较弱的语气来表达同一主题的电报，我担心，唯一的效果可能是减弱由我致维辛斯基的信已经造成的印象。我确信，苏联政府将难以理解，根据他们肯定是清楚了解的事实作出的这样简短而片断的评论，其中既未明确地要求苏联政府表明态度，又未建议他们采取行动，何以要用这样隆重的方式递交这封电报。
我觉得，我不得不把这些考虑告诉你，因为我深怕递交首相的信，不但不能生效，而且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但是如果你不赞同这个意见，我当立即设法同莫洛托夫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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