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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日本人思想上的激动却不断地变得更加强烈。
在他们的正常的现代政治生活的进程下面，有几千名虽然职位较低，居于负责地位的军官和人员似乎听到祖先预言战争将临的声音。
他们一定会有愧于曾经向他们认为同帝俄一样的十三世纪蒙古人加重地报仇的祖先吗？先辈的这种莫大的武功，激励着子孙们去做最大胆的尝试。何况全世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中。新的力量和新的巨人已经出现了。欧洲将要有一个“新秩序”。
这是不是在亚洲也建立一个“新秩序”的时候呢？在这全部轮廓中，有着经过仔细和耐心的设想而与世界大变动中的每一次变化相适应的计划。陆军的领袖们主张应当由他们作为选择发出信号的时刻的权威。他们当然可以断言，如果日本要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最好的机会——法国的崩溃——已经被小心或者说怯懦的政客们错过了。
有最上层贵族依附于左右的天皇和公爵们是反对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他们在一个暴乱的时代中必然要丧失许多东西。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出国旅行而会见过外国宫廷中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物。他们羡慕欧洲的生活，畏惧欧洲和美国的强大的力量。他们羡慕英国君主政体的巩固的王位。他们继续依靠他们的肤浅的议会制度，并希望能够太平无事地继续在位或统治。可是谁料得到陆军会干些什么呢？宗法制度，天皇或任何一个朝代从来都没有能够同陆军分离开来。天皇和公爵们希图和平与谨慎，但是无意于为了这样的事业而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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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间经济制裁的断然实行，使日本政局的内部危机达到爆发的关头。保守派分子震惊，温和派的领袖们吓慌了。这已经牵涉到日本陆军在制定日本政策方面作为一个构成因素而在国内享有的威望问题。在此以前海军曾经发挥它的约束力。但是美国、英国和荷兰所实行的禁运，断绝了海军的，而且实则为日本的全部战争力量所依靠的一切石油供应。日本海军立即不得不专靠它的石油储备来维持，因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经在十八个月的供应量中消耗了四个月的供应量。显然，这是一种束缚，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就是对日本来说或者与美国达成协议，或者走向战争。美国的要求限定日本不但需从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新侵略方面撤退，而且也需从他们已经花费巨大，一直在那里进行了这么久的战争的中国本部撤退。这是一个合乎正义的但是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外交上不能获得一种可以接受的协议的话，海军在战争政策上就与陆军联合一致。海军这时已经把它的航空队发展到具有高度进攻能力的这个事实，加强了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方针的意志。
在日本统治人物的圈子里所进行的紧张辩论，一直延长到夏秋两季。我们现在知悉，不惜同美国一战的这个最主要问题，是紧接着禁运以后在7月31日讨论的。所有的日本领袖人物都清楚地看出，进行选择的时间是短促的。德国可能在日本实现它的任何野心以前就在欧洲战胜。日美政府间的谈判在继续进行。日本政界里的保守派人士和宫廷，则希望获得使他们能够控制国内主战派的一些条款。美国国务院和我一样，相信日本可能终于在美国压倒一切的力量面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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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曾经看到我们对日本的忧虑怎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无情地压在我们的心头。它的欲望和机会是同样明显的。我们觉得诧异，它为什么不在法国崩溃时就进行一击。在这以后，我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始终万分紧张地在保卫不列颠岛使之免于毁灭和继续进行西部沙漠战事。我承认，我觉得整个日本的威胁比起我们的别种需要来，是处在不祥的朦胧状态中的。我感觉，设若日本向我们进攻，美国将参战。设若美国不参战，我们是无法保卫荷属东印度，而且其实也无法保卫我们自己在东方的帝国的。另一方面，设若日本的侵略把美国卷入战争，我倒宁愿这样。我相信这点。我们在1941年的战略安排的先后次序是：第一，保卫不列颠岛，包括入侵威胁和潜艇战争；第二，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战争；第三，在6月以后，对苏俄运送供应物资；最后，抵抗日本的进攻。但是始终认为这是当然的事，即设若日本侵入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我们应当牺牲中东而去保卫我们本身的亲戚和同宗。我们大家认为这种意外的事件是既遥远而又未必成为事实的，因为马来亚、暹罗，尤其是荷属东印度，将足供日本作多次更容易和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征服。如果马来亚的命运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我确信我们这时能够不惜使用一切力量来挽回局势，即使甚至中东战区溃败或断绝对苏联的供应。在另一方面，美国参战，却可压倒一切祸害的总和。
切不要以为这些豁达的决定是无意识地或者没有经过战时内阁和他们的军事顾问们的深刻和不断的用心研究就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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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了些时候以后，我认识到总统于7月26日宣布并由我们和荷兰参加的禁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时，我就愈来愈急切地要使英美两国的海军舰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对日本作最大可能的示威。海军舰队是我们所能够腾出的一切。我们曾经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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