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言。即使换一批官
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
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
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
民绝望。
陈独秀对国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腐败的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
挞之后，得出结论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
居？”他不赞成“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
于无国，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
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
民得以安宁自由。固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
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自觉心
所排而去尔。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李大钊看到陈独秀
的文章后，便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论调，
李大钊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
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
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认为
“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
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
自觉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
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他还给《甲寅杂志》主
编章士钊写了封信，希望能约见陈独秀面谈。
章士钊收到李大钊的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忐忑不安地说：“这位
少年气壮的李大钊，竟然批评起一代狂人陈独秀来了。”陈独秀看见李大钊
的文稿，刚刚阅读了个开篇，漠然地问：“李大钊系何人？”“就是写《国情》
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学生，这是他写给我的信，想约见你谈
谈。”章士钊把李大钊的信递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信，连同李大钊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里，笑了笑说：“嚯！
著文相讥不够，还要打上门来当面训斥，好！
有胆识，我要带回去仔细地研究研究。”陈独秀通过章士钊约定时间，
同李大钊面谈。
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 岁。他见到李大钊，趋步近前，望着面带拘谨
神色的李大钊，主动地伸出双手，用力握住李大钊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
“您就是李大钊，真是文如其人啊！”李大钊不善辞令，更不习惯表现自己，
一时不知该对这位在政坛早已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说些什么，只好被动地点
头称是。
陈独秀落座之后，感慨地说：“大钊先生！我从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你是一位很有文才的年轻人，为师者不在年高，你就是一位比我年少的师
者。”李大钊有些惶恐地说：“独秀先生过谦了，钊实不敢当，实不敢当。”“不，
你是受之无愧的。我感谢你那篇文章，使我丢弃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
乐观主义精神！它使我茅塞顿开，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坦途。今天，我是为
求教而来的，望先生多多教我。”李大钊无限感慨地说：“独秀先生真是一位
十分豁达、开明的有志之士。我们知己相见，倍感亲切。”他们初交，简单
地谈过文字之争的是非后，李大钊便介绍了他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体
会，建议陈独秀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尔后李大钊很有礼貌地说：“仲
甫先生，您对救国教民有何宏论高见？”“当今的中国黑暗到了极点，我思
之良久，惟有科学、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
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中国几
千年的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独裁和愚昧！”李大
钊赞成陈独秀的观点：“如果4 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
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帝制的思想！”“我准备近日回国，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
卖国行径，办一个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
乃是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
和阻碍中国的革命！要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让青年自觉地充当革命的主
力军！”“仲甫先生，不知您回国以后，准备开创一个怎样的提倡民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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