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
央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由于汪的辞职，汪氏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
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汪精卫既感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于1936
年2 月19 日，带着枪伤乘船匆匆离开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
蒋介石却是狡猾，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对日本的政
策时说：“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于是，蒋介石在继续“剿
共”的同时，又悄悄地进行政治试探。他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希望与苏联
签订对日的军事同盟，但当陈立夫到达德国准备去苏联时，蒋介石又命他回
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谈判。
蒋介石命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王明，要求谈判。王明回答说：“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
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王明后来指定潘汉年回国作为中并谈判
的联系人。
陈立夫受蒋介石之命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任务交给他
的亲信、CC 派重要成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
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
便要他与共产党联系。
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
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
联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
谈。
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
海地下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
曾养甫会晤。
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于是宋子文代表国民党
中央，请姐姐宋庆龄传达信息，宋庆龄便在1936 年1 月，请共产党员、上
海牧师董健吾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同宋子
文、顾维钧是同学。董健吾于1928 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
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以牧师职业为掩护，
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
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
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
宋庆龄交给他一封信和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
委任状。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张二人要通过张学良部的驻区
才能到达陕北苏区，董健吾向张学良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张学良明白了南京
的意图，派人护送董、张进入苏区。
张学良送走了董、张，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
也可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博古、林伯渠、张云逸分别接见了
他们。并派人将董健吾带来的宋庆龄的密信送往在山西前线作战的毛泽东、
周恩来。毛、周给宋庆龄复了信，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
判。”董健吾便带着这个密件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不久，张
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中共中央所在
地保安。周恩来分别给曾养甫和陈立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
陕西华阴会晤，“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中共
中央作出决定，将“抗日必须反蒋”的策略，改为“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去上海，同陈立夫会面。
潘汉年说：“蒋先生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
急转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同
蒋先生面谈。”蒋介石当时抱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党
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中共对蒋氏的回答是：“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之让
步。”担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的是张学良，蒋介石又下令杨
虎城的十七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张学良初到西北，继续执行“剿共”
政策。他把东北军的主力调集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把于学忠的
151 军调往甘肃。他对东北军官兵说：“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为了免
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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