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台以后，对过去“革命”的过激行为作了一些纠正，禁止人们向各地的封
建主和喇嘛寺院发动进攻，鼓励各地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同时大力宣扬，吸引外国
商人到蒙古投资。
在思想上，他一改过去那种空喊口号式的单调的苏维埃宣传，而是高举蒙古民
族主义的旗帜，要蒙古人要为实现蒙古的振兴而奋斗。同时保全喇嘛教，并使喇嘛
教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
当时的蒙古思想家札穆察拉诺打出口号：要把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
者用佛教思想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组织上，人民党大量吸收喇嘛和封建主入党扩大党的基础。
在一次党代会上，丹巴多尔济向全体会员发表演讲说：
“蒙古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一挥，都是伟大的民族。”
“今天，我们蒙古民族经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独立自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
了我们自己的手中，因此，我们要把目光放远大一些，视野放宽一些，去为我们蒙
古的美好未来而奋斗。我们自从1921年独立以来，走过了一段极为不寻常的道路。
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不少的缺点。我们人民党的使命就是为了蒙古人民
的自由和幸福而努力奋斗，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有的人却把党的利益同民族的
利益对立起来，为了实现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惜牺牲一大批优秀儿女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错误！”
他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人员，又接着讲：
“为了使我们蒙古人民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要联合国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
人，包括一些善意的封建主、商人、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为了蒙古的富裕而努力。
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喇嘛僧侣的利益和信仰的自由，不允许私自侵犯僧侣们的权力。
在思想上，要把佛教的慈悲度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崭新的
蒙古。”
丹巴多尔济的演讲，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丹巴多尔济的执政，确实使一大批恢复权利的有知识的封建主走上了建设蒙古
的道路。蒙古民族也因此大有“复兴”的迹象。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内政策，明显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取消了乔巴山过去奉行
的那种“红色恐怖”的高压政策，而尽量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较大的余地，让他
们比较自由地发展。丹巴多尔济大量地吸收喇嘛和封建主进入人民革命党，这一方
面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党的政策朝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发展。
当时通过的《临时党纲》中就指出：“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领域内，党将
推行的政策是把一切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
代替能使国家重新被外国侵略者奴役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党将努力推行社会集体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合作社的方式等等，借以使国
家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国家既没有压迫者，也没有被压迫
者，就是说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党纲”，保护了国内封建主、王公、贵族和寺院的经济。
虽然“宪法”上已经剥夺了封建主的选举权，但由于很多封建主在地方上的崇
高威望，使他们仍然在中央或地方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尤其是新兴的阿拉特干部，
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文盲，他们既不会阅读文件，也不会传达会议精神，因此不
得不请那有知识的贵族和喇嘛来主持政务。这样一来，阿拉特对封建主阶层的态度
也由过去的对抗变成了联合。
丹巴多尔济在人民革命党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说：“作为政治力量来说，过
去的封建主在国内已经是一种无力夺权的‘死货’了，他们决不致于发动任何反对
革命制度的叛乱行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些政治上的僵尸。而那些逃到中国和其他地
方的封建主们是没有危险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合适，他们反而会支持我们搞建设的。”
对外蒙古允许自由市场存在的做法，党中央副主席札巴丹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扎巴丹是出身于库伦的官吏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蒙古式的教育。他同样是怀
着为重新振兴蒙古的民族精神而走向革命的。乔巴山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时，
他就深感忧虑，后来，他终于联合了丹巴多尔济等一批人，通过党代会的选举控制
了人民革命党。对蒙古的经济政策，他主张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
1927年春，札巴丹在当时开幕的全蒙古集市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蒙古过去一直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的状态中，这
种状况对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严重的压制作用。在旧经济制度中，只有贵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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