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皇帝中还没有一个像咸丰子嗣稀少到只有一儿一女的。
正是因为其他妃嫔没有能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叶赫那拉氏的地位自然扶摇而上，入宫才几年地位就仅次于皇后了，真应了“母以子贵”。
而当同治即位后叶赫那拉氏就被尊为“孝钦显皇后”。
咸丰实际上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既不具备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力挽狂澜的能力，更不能从容周旋于政坛上的激流漩涡之中；他欣赏风平浪静的生活，喜欢歌舞升平的气氛，更陶醉于粉黛簇拥的情调……他的情趣同现实世界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即位以来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他已经不胜其烦：建在南京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与建在扬州的江北大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太平军的势头，但几年来的战事也是互有胜负；尤其是向荣、和春、张国梁等将领的相继去世，愈发使得江南大营难以支撑，只能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在那里苦战；至于流窜在豫、鲁、皖、楚的捻子，就更让咸丰闹心；最让咸丰头痛的还是英、法等国得寸进尺，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一再要求修改条约……生性机敏的懿贵妃已经看出：天性脆弱的咸丰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重负，已经烦到连奏章都懒得看的地步，对于如同一团乱麻的内政外交，他无能为力，索性就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到沙堆里……现实是逃避不了的，于是天生对政治感兴趣的懿贵妃就主动帮助咸丰处理奏章，对政务治的实践，使得懿贵妃如鱼得水，在逐渐积淀驾驭臣僚的经验……尽管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皇帝就已经把同英、法谈判的包袱甩给了广东巡抚叶名琛，但像涉及到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贸易税、传教等等一系列问题则是叶名琛无权解决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强蓄谋已久的，以至彼此谈了一两年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于是英、法两国则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清朝统治者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外部事务的机会，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
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要扩大侵略，而清朝政府要设法拒绝，尽管咸丰很想避免战事的发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恰恰发生了“亚罗号”事件，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船主雇佣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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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末世(2)
由于该船曾在香港注册，故悬挂英国国旗，甚至狐假虎威，公开走私。
但到了咸丰六年九月初十该船在香港的注册时间已经过期十几天，广东地方官员遂对这条多有不法行径船只的水手进行了扣押，英国领事巴夏礼遂以此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
而当时的法国又正值拿破仑的侄子——耀武扬威的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遂同英国结盟。
英法联军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广州，就连广东巡抚叶名琛也沦为俘虏，被押往印度关押。
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企图用武力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修改条约、赔款、增开通商口岸等条款，而美、俄等也试图乘机牟利。
经过一番谋划，英国军舰１０余艘、法国军舰６艘、美国军舰３艘、俄国军舰１艘在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三月初抵达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离天津２００里，设置大沽炮台进行保护。
在大沽炮台外还有一道淤积的海沙，军舰至此即搁浅，不能继续航行，堪称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
英法等国军舰在此滞留２０多天，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有一条能通过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
四月初八，联军驾驶小轮船突然闯进大沽口内，大沽炮台轻而易举地陷落了，京师戒严。
咸丰立即派曾同洋人打过交道的恭亲王奕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议和。
所谓议和，实际上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桂良只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拟订好的条约上签字，这也就是包括公使驻京、把长江沿岸开辟为通商口岸、耶稣教及天主教可以自由传教、进口商品的收税标准以及赔偿英法军费、商业损失４００万两等内容的“天津条约”。
在武力的胁迫下，桂良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订天津条约。
对咸丰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驻京，外国公使在金銮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在他看来这比割地、赔款、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还要有伤尊严。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竟然闭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条款并不那么在意，涉及到觐见礼节的条款就争个没完，皇帝的面子比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
咸丰甚至让负责谈判进口税的桂良，以取消所有商品进口税来作为取消公使驻京的补偿。
尽管在谈判税时清方已经接受对面、米、熟肉、烟、酒、牛油、香水、服装等３０多种日用品免收进口税，英、法等国不仅坚持公使驻京，而且坚持要到北京来互换被批准的“天津条约”。
实际上英法两国政府对已经获得的权益依然不满意，英国内阁已经通过再次发动战争的表决，到北京换约不过是发动战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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