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签订天津条约到参与税则谈判的桂良已经意识到，同英法打交道“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然而当时“内寇方帜，民困未苏”，在“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之前”还是“以免登时决裂”为上策。
在畿辅地区开战，必须要打有准备之战、有把握之战。
但实际上，谁都清楚在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清政府根本就顾不上去更新炮台装备。
英法公使是带着二万五千多名士兵“乘军舰赴天津”，显然是来者不善，而且敌方对大沽炮台的防御体系已经了如指掌。
对方在抵达大沽后，不按照清方的规定从北塘登岸，以至双方发生冲突，有意挑起事端。
联军在再次占领天津，英军驻扎海河左岸，法军驻扎海河右岸；而当桂良奉命赶到天津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同英法谈判时，英法又以桂良所携带的关防系咸丰八年所制，不具有全权谈判的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尽管桂良一再解释由于情况紧急已经来不及再制关防、他本人完全具有全权，但英国公使额尔金、领事巴戛礼就是不同桂良谈判……英法要重新挑起战端的意图已经一目了然，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京师，一念及此懿贵妃不禁打了个寒噤，从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无险可守……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根本就没有为弱者伸张正义的舞台。
就像在动物世界里，狼吃羊不需要理由。
羊要避免被吃掉，必须格外警惕、格外强壮、格外了解狼的习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被吞噬的厄运。
遗憾的是，以咸丰为代表的大多数清朝官员对西方列强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对外交往中要么是盲目乐观，要么是一味妥协……咸丰同他的父亲道光一样，对西方列强既两眼一抹黑，又在交涉中左右摇摆……在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咸丰一会表示要御驾亲征，前往通州鼓舞士气；一会又准备巡幸热河。
也许皇帝本来就是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在准备外逃……当七月二十九联军到达通州后，北京局势已危如累卵，朝廷舆论一致谴责桂良谈判不力。
实际上联军一方根本就不打算谈，派谁去都是这个结果。
鉴于联军方面认为桂良不具备全权资格，咸丰改派怡亲王载垣，载垣同西方列强从未打过交道。
而咸丰对英法联军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为了避免“请旨往返稽延时日”，实际上给了载垣“便宜行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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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末世(3)
咸丰态度变得强硬也同懿贵妃有一定的关系，生活在宫中的懿贵妃并僧格林沁不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同载垣等一样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八月初三同英国领事巴戛礼见面，巴戛礼坚持要求驻扎在通州附近的僧格林沁退兵，载垣则要求英方在通州递交换约的文本、不必前往北京，虽然载垣接受撤兵，但巴戛礼还是坚持要带着军队来北京。
经请旨，清政府已经同意以不得超过四百人为条件，但联军仍不同意就此罢兵，因为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的条款咸丰没有接受。
被侵略者同侵略者的谈判，从来就是在对方开列的条件上签字，所谓据理力争不啻于天方夜谭。
处于绝境的载垣扣留了巴戛礼，想迫使对方也能给清朝皇帝留一点面子。
一心要挑衅的联军遂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僧格林沁在八里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根本不可能挡住如狼似虎的联军，八里桥、定福庄均已失手，朝阳门一战更是徒有其名，一听见枪炮声驻防军队便如鸟兽散。
即使到了这步田地，懿贵妃还劝咸丰留守京师“皇上在京可以震摄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方寸大乱的咸丰已经没时间再听懿贵妃谈古说今了，他只有一个念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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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热河
咸丰与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大阿哥载淳等都平安逃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
在离京前，他已经把同洋人谈判这件极为棘手通州八里桥八里桥激战的差事交给了奕，要不是闹到这步田地，咸丰绝不会起用已经赋闲五年的六弟，而且在离京之前还下达了处死巴戛礼的命令。
以前常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现在对奕来说是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联军的前提就是释放巴戛礼，如果处决了巴戛礼就更难办了……尽管释放了巴戛礼，联军依然向北京推进，本来一直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奕，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匆匆逃到卢沟桥一带，紧接着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相继被劫掠、焚烧，皇家园林冒出的熊熊浓烟与窜动的火苗，对每个中国人都如同烈火焚心。
这把火，从八月二十二持续了将近半个月，一直到奕都已经在联军拟订的“北京条约”上签字，火势依旧……联军已经从安定门入城，驻扎在国子监一带，京城内外一片惶恐。
进入京城的联军只有三四百人，但留下交涉的奕却没有一兵一卒，“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的悲凉袭上恭亲王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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