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打击。这个传统与波拿巴毫不相干，他唯一关心的是君权的“高卢主义”。
唯一可能触动波拿巴的是蒂博多提出反对的话，“你永远无法使他们真心诚
意地拥护革命。”波拿巴是藐视这一判断的。象曾寻求罗马教会协助的其他
人一样，他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使保王党人失去僧侣的支持，从而削弱保王党人，这还不是教务专约带
来的唯一好处。在新并入法国的地区，尤其是在比利时和来因地区，虽然并
不关心波旁王朝的事业，但是当地僧侣是否效忠法国仍然关系重大，因为这
些地区从来没有组成独立的国家，居民主要是服从神甫；因此，如果要使这
些地区的居民归顺法国，最好先争取僧侣。其次，波拿巴还注意到，即使在
拥护法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仍然依恋传统宗教，并且
对教会的分裂深感遗憾。如果有人能办到使天主教会同1789 年的原则实现
和解，那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他们对这个人该是何等感激？哪个购买教会产
业的人，当他听到僧侣永远不再要求他归还这些产业时，能不感到高兴呢？
波拿巴也指望将来会获得另一种好处。他希望把贵族和反对革命的资产
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也不能忽视宗教复兴对他们的影响。1801 年
初，德尔皮什神甫创立了圣母修道会，后来名声很大，象马蒂厄·德·蒙莫
朗西和他的兄弟，以及拉埃内克②这样的著名人士很快加入了该会。慈善性
质的圣会又重新出现了；夏普塔尔在巴黎和某些郡守，象贝藏松的德·布里
都自愿赞助这些组织。宗教又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文学作品抓住了这一主
题。有些作家乐于恢复写宗教主题，并很重视用它来左右文化界的风尚。自
诩为“教会之母”的让利斯夫人正在创作大量的宣传德行小说；觉察到这种
趋势的夏托勃里昂正在写他的《基督教的真髓》一书，这本书后来在庆祝教
务专约签订的1802 年复活节感恩颂典前夕出版了，它以其美学价值来证明
天主教的真理。象丰塔内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一些作家则看得更远些，他们认
为，恢复宗教有其社会意义：宗教必然能维护新的等级制度。既然波拿巴正
是要巩固这一等级制度，因而他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对罗德雷说过，①
以后又对莫莱重复过：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
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
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
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
同。”
除此以外，丰塔内机敏地看出，政府也将从一项协议中得到好处。1801
年4 月18 日，他写给吕西安的信中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
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
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
虽然争取罗马教皇似乎还不是最困难的工作，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却也不
容易。1800 年6 月25 日波拿巴路过维切利时向马蒂尼安尼主教提出一些建
议，由他转达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前任不同，他不是好斗的，而是个
温文尔雅，并且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在与法国革命讲和的问题上，特别是在
要抛弃那些自称为教皇做出了牺牲的主教的问题上，他仍然犹豫不决；而且
他也还要冒疏远路易十八和天主教各国的危险。1800 年8 月，那些不赞成同
法国革命和解的红衣主教宣称，对宪法的忠诚宣誓是非法的。这是庇护六世
从来也不敢做的一项决定，而庇护七世却谨慎地不动声色。另一方面，要拒
绝对天主教会，同时也对教皇国如此有利的一项提议，看来也是不可能的。
这后一种考虑的确是权衡得很重的。首先，法国军队仍然能到罗马来，庇护
七世既不信任占领着他的首都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信任仍然占据教皇属地的
奥国人。其次，通过免除法国主教的职务，罗马教皇就有权任免“高卢主义”
僧侣，这项权利是法国从来不肯承认的。
波拿巴事先答应了这一点之后，教皇首先以充分的理由提出要求恢复罗
马天主教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红衣主教斯皮纳带着指示被派往巴黎。
11 月6 日到达后，他就立即会见了波拿巴的谈判代表贝尼埃。贝尼埃原是旺
代乱党的宗教首领，他刚刚投诚到波拿巴的阵营里来，一心指望成为巴黎的
大主教和被提拔为红衣主教。法国的方案中自然没有提到国教，但由于斯皮
纳的坚持，贝尼埃让步了，而波拿巴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害处。这是出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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