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给教士设置任何障碍；基督教学校的修士再次变得活跃起来，并于共和
十二年在里昂建立了一所学院。因为他不重视妇女教育，所以便允许恢复了
一些培养修女的修道会。可是国立中学和教会男子中学彼此间很快就发生了
冲突；这导致拿破仑对各级国民教育都实行了控制。
然而，正在波拿巴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势时，他却已在表现对这个阶
级的不信任。他在参政院谈到财富时毫不留情地说：“不能把财富当作某种
资格、权利的证明。富人往往是一无所长的懒汉，富商则通常只是依靠高价
出售或偷盗而致富的。”他对金融界人士更没有好感。很清楚，他并不是反
对各种形式的财富，而只是抨击反对那正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动产。首先，它
是一种不易控制的财富，不论是对它实行征税还是没收。其次，它每时每刻
产生出一些新人物，这些人无所凭借因只靠自己发财致富而感到自豪，并且
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因此他们趋向于打破波拿巴竭力建成的社
会结构。为了登上帝位，波拿巴自然转向拥护君主政体的各派，而在君主政
体下，君主依靠土地贵族的支持，反过来他则保证贵族对农民的奴役。这一
理想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波拿巴甚至还没有考虑要重建贵族阶级；但
是他已想要与反革命和解，这是出于个人偏爱，而不是从民族利益考虑。在
共和十年宪法颁布之后的几个月里，使那个时代的人最感诧异的就是这种和
解的进展。
教务专约按部就班地在实施。埃梅里深恐拿破仑侵越专约规定的权益，
便在圣使卡普拉拉的左右对勒絮尔方丈施加影响，使卡普拉拉倾向和解，而
波塔利斯有时虽不免流露对“高卢主义”传统的依恋，却也尽力使卡普拉拉
感到满意。
在新任命的各级僧侣中，顽抗派占了优势，这是势所必然的。原来的宪
政派的主教也因政府加以限制，不得不让顽抗派教士占优势，如果不是这样
安排，他们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宣誓派教士。例如在下来因郡，宪政派主教
索里内在三百五十一名教区和小教堂神甫中，只能派十六名“宪政派”教士，
还占不到百分之五；至于原先虽属顽抗派主教，如加来海峡郡的拉图尔·德
奥弗涅和北滨海郡的卡法雷利，却派了约百分之十二的宪政派教士，前者在
六百三十四个圣职中派了七十八个，后者在三百四十个圣职中授与“宪政
派”教士四十三个职位。另一方面，有一些前顽抗派主教迫使1791 年的宣
誓派教士宣誓顺从，这就等于要他们悔过；即使郡守们反对这一做法，充其
量也只不过是能使宣誓书的措词搞得含糊些罢了。宪政派主教遭到了他们下
属教士的无礼对待，而普通神甫的遭遇则就更坏。富歇在他发出的通报中坚
持应维护信仰自由，他不加掩饰地认为有权把主教看成政府雇员或警察的辅
助人员，即视为精神的宪兵队。然而他失宠了，波塔利斯几乎总是站在反对
郡守一边。为了安抚主教，加来海峡郡和罗讷河口郡的郡守终于被撤职了。
从共和十年“组织条款”一颁布就遇到重重障碍。高级教士被曾称为“阁下”；
教士服装又重新出现了；宗教仪仗和教堂钟声又自由地恢复了；主教被允许
把“承天主慈悲与圣座恩典”加上他们的称号。波塔利斯虽然不掩盖他个人
的感情倾向，但他拒绝强制规定礼拜日休假，他认为习惯很快就会形成自
然。他准许恢复教堂婚礼公告；尤其赞助主教竭力想获得监视政府官员的权
利。他写信给尚皮翁·德·西塞说：“在向政府报告涉及公共利益的一切问
题方面，您处于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的地位。”布伦的县长马斯克莱虽然对
教士不信任，但仍然告诫他属下的市长，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由于职
务的约束，他们仍然应遵奉宗教。
低级的不享有薪俸的教士立即抱怨起他们的可悲境况。农民对他们没有
敌意；但多数人对他们很冷淡，没有人愿意养活他们。虽然“组织条款”规
定宗教礼拜是免费的，但是信徒的捐款要分配给教区神甫和分教区神甫，而
捐款的旧习惯就迅速地恢复了。主教开始公布预期的捐赠数额，并且获准成
立旨在保证教区物质福利的委员会。不领薪俸的低级教士既不能从信徒那里
得到住所，也得不到薪俸，因此波拿巴从共和十一年开始迫使行政机关“考
虑”这些事情；他还把没有卖出的教会产业还给了教区神甫。这些措施收效
不大；但是不久到了帝国时期，国家对于教会变得日益慷慨起来。这样教务
专约就成为天主教教士扩大影响的起点，从而为他们后来在复辟时期的得势
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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