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染，尤其是在谢林的思想里。
* * *
然而，科学却继续大有进展。在数学方面，拉普拉斯、蒙日、勒让德尔、
普瓦松、普安索和阿拉戈等使法国遥遥领先；在德意志，高斯才初露锋芒。
法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同样人才辈出、成就辉煌，如马吕斯、比奥、盖-
吕萨克、迪隆、夏普塔尔、贝托莱和泰纳尔等。但是英国在这方面也不相上
下，拥有沃拉斯顿、道尔顿和戴维等人；瑞典有柏采留斯，因而也不稍逊色；
朗福德虽定居于法国而原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有关化合的许多基本定律订
出以后，化学作为一种科学终于确立起来，它不断地分解出许多新的元素，
它所带动的年青的化学工业飞跃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的贡献也超群
绝伦；在大名鼎鼎的拉马克以后，继起的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又名
噪一时。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不再是单纯叙述性的；拉马克和若
弗鲁瓦·圣-伊莱尔提出了物种变异的初步概念，而居维叶则为物种不变的原
理辩护，在他们之间展开了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大论战之一。阿维奠定了结晶
学的基础，而康多尔在继续他对植物学的研究。比夏阐明了组织细胞的结构，
布鲁赛、拉埃内克、科维扎尔和迪皮特伦等人的工作大有助于医学的发展。
能与法国自然科学家分庭抗礼者只有亚历山大·德·洪堡一人而已，他以考
察西属美洲而闻名于世。在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里，德意志名列前茅，而在
政治经济学方面，则英国居于首位。
在十八世纪，科学知识曾不断被用来猛烈攻击种种传统思想；科学知识
进一步发展却反击了理性论的实证主义。拿破仑无意中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
达，他在中等教育中给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并保持国民公会所开设的各高等
学校，在这些学术机关里学者能亲自传播他们的各种发明。况且拉普拉斯、
拉马克、居维叶、安培等科学家也应列入当代最优秀作家之中。这些名学者
之中确实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的研究附会于传统的成见，居维叶就是这样一个
人。他曾游学斯图加特，因而习惯于按属类和按种别思考问题，有如经院学
派一样，在他看来，科学无非是要论证上帝在自然界所已创造的秩序；他以
能阻拦敌对学派的实证主义的传播而自鸣得意。但是不管经过多少迂回曲
折，学者的客观研究不仅推动了思想的转变，也推动了经济的转变，从而推
动了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转变，因此，这些研究无不间接地有助于摧毁与
之密不可分的传统势力。
* * *
反革命的领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利用唯理论的经验主义。1802 年，
① 斯汤达尔（1783—1842 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 年）、《巴马修
道院》（1839 年）等。——译者
博纳尔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梅斯特在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论》。
1808 年，夏尔·德·哈勒尔出版了《通用政治概述》作为他的巨著《政治科
学的复兴》的前奏，而这部巨著的第一卷到1816 年才出版。直到那时他的学
说自命是纯粹实证的：他同博纳尔一样，把他的学说建立在家长最高权力的
基础上，他论证这种权力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博纳尔和德·梅斯特是在
为权威的等级性辩护，并认为现代王权确属合法，而哈勒尔却在唱反调，他
要捍卫贵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认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国家元首只不过同其他
土地所有主一样也是一个地主而已，但这个地主非法僭有领主的权利，因此
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纳尔，而尤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诉诸神意天命，稍后一
些时候哈勒尔自己终于也援引神意天命，并皈依了天主教。同样地，反革命
势力的大多数人要寻找哲学武器时也倾向于传统的宗教，而世俗政权对于这
个倾向也予以鼓励。世俗政权曾不断地猛烈打击天主教会的俗世物质利益；
世俗化运动推广到整个法兰西帝国和一些附庸国家，甚至也推广到巴伐利
亚。但是对于教会的精神影响，这些考验未必是无益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
继其前任之后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教皇在法国大革
命前夕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低级僧侣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实际上就
是受国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于教皇至上论。天主教会历经
磨难反而得到清洗并加强了纪律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者较之往日为数大
增，因此教会正在聚集力量，只等拿破仑一旦垮台，便发出大举反扑的信号。
然而，护教的神学理论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当时
各国政府无不奉行约瑟夫二世式的主张，即视《教理问答》不过是道德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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