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犹太民族踏入这种族意识形态的核心，有一昭然若揭的事实是：“泛-主义运动”所宣扬“天选”的信念与犹太人宣扬的信念相冲突。犹太民族的信念与部族理论提出民族的神性根源，两者有无相通之处，无关紧要，暴民根本不关心如此细微的历史事实，也不了解下列两种现象之间的差异——一种是犹太民族担当的历史使命；去圆成人类的稳固基础；另一种则是犹太民族本身的使命；统治地球上所有的民族。犹太民族把这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自己的民族，另一是其它的民族。在此种分裂中，犹太民族再度表现出是福星高照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天生禀赋的某些事物，是“异教徒”(Gentiles)(指别于犹太族的其它民族，通常泛指基督徒——译注)无法建立起来的。
反犹太主义是出于嫉妬，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但是一旦与犹太民族“天选”的信念扯上关系，这种说法便成为真实。一个民族若因某种原因，不能有任何事功成就，而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断绝了自然关系，那么，只有抱持着自然禀赋，宣称自己是神性的“上帝选民”，也坚信自己担负着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这种情况若发生于西方文明，如是的民族则可能从各种不同的途径发现那古老的犹太民族的宣言，这就是“泛-主义运动”的代言人所指称的意义。“泛-主义运动”者所怀抱的民族骄傲感一旦独立于所有现实的或历史的成就之上，那么，他们憎恨犹太人的心绪必然罔视犹太民族一切特异的德行与措施。他们既使不了解如何运用这种意识形熊，去达成建立政治组织的目标，但却一致同意上述的种种错误。
“泛-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其应用于政治，两者在时间上是有差距的，此种现象可由“犹太长老草案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看出来。此草案书的来源是这样的：一九○○年左右，尼古拉二世的政治顾问、也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泛斯拉失主义者波庇杜诺查夫(Pobyedonostzev)建议，而由隐匿于巴黎的俄国秘密警察伪造出这份草案书，但直到一九一九年，它依旧被淡忘着。自一九一九年起，它开始强有力地影响所有欧洲国家，三十年后，它的流传量仅攻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此草案书的伪造者，并不晓得下一个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警察成为社会制度的核心，而一个国家的整体权力全然依照假造的草案书原则来组成。斯大林首先发现警察所拥有统治权的潜在能力。希特勒，比他精神上的导师修尔涅尔，更是已经了解如何运用种族主义的“阶层系统原理”；也知道如何开拓“反犹太人主义”的主张——为了适当地组合“优秀”民族，“低劣”民族是必须存在的，两者以“征服者”与“被压迫者”的身份出现；希特勒也更知道如何去综摄“泛-主义运动”的民族优越感的情结。缘此，任何异于犹太的民族，应当贱视比自己低劣的民族。
广大的人民阶层很愉快地承认：他们将要完成(如他们所相信的)那唯有邪魔般的犹太人才能完成的事物。在完成这些事物之前，需要一段隐藏着混乱、弥漫着绝望情绪的时期。在此混乱时期，“泛-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纵然已稍稍认识到社会问题，但仍只偏执于外交政策。他们尚无法看到一种现象：“反犹太主义”能联结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尚未了解如何建立起“人民的群体”(folk Community)，也就是组织那漂泊无根、受种族主义支配的民众。
“泛-主义运动”的狂热碰巧把犹太人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中心，这就是欧洲犹太民族末日的开始，它形成了历史上最合乎逻辑、也最狠毒的报复之一；当然，从服尔泰到雷南与泰恩的“启蒙”观，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犹太人的“天选”的概念、宗教与民族性的认同合一、宣扬历史中的绝对地位，以及与上帝单方面的关联，这些概念与信仰带给西方文明一种未可知的宗教狂热的元素(由基督教禀承的绝对且排外的真理，可看出此元素)，此种傲慢的元素与种族上的极为接近。从政治层面来看，犹太教与完整的怜悯心态往往能超脱——甚至敌视阶级系统的神性根源。但犹太教的此种信念却没有导出任何结果。
“部族的民族主义”曲解宗教上的一种诠解，由于此种曲解，民族——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遂成为上帝的选民。正因为自上古时代便绵延不绝的民族的此种古老神话，已碰触到西方文明的根源，缘此，近代那些暴民的领导者以一种普遍受尊崇的风潮，鼓荡出一卤莽卑鄙的信念——将上帝介入民族的斗争里——，而且请求上帝同意由领导者随心所欲地操纵民族“天选”的概念。种族主义者激烈地仇视与反对犹太民族，此仇恨的情绪始自于一种迷信的观念，此种迷信的观念不是源自于种族主义者本身，而是源自犹太民族——上帝选择、厚爱的民族，神之恩宠护持着的民族——本来所有的。种族主义者怨恨、反对什么样的民族呢？一个接受自圆其说、自认受一种不可言喻的守护力量所护卫，而终究成为世界历史中的胜利者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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