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的政府与文职体制的畸形膨胀发展的政治现象，必须有所区分，后者之政治现象往往与民族国家体制的衰落彤影相随——特别是法国。法国自大革命以来，行政管理系统成为政治体制变逊下的残余物，它宛若政治体制的寄生虫，不断延伸自己、发展自己的阶级利益，最后成为一庞大无用的有机体；它唯一的贡献是玩弄诡计，以及防止政治与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然两类官僚有很多表面上相似之处。尤其当我们细密观察低级文官的心理上的相似时，更是如此。如果说法国人民接纳它们的行政管理，已犯下严重的错误，幸好他们尚未让它统治整个国家——既使其结果是无人统治——而免于步入致命的错误。迂腐、散漫、纷扰，无任何行政效宁，是法国政府的气氛，纵然如此，它并没有创造出“虚假神秘主义”(pseudomysticism)的气氛。
官僚统治一旦成为政府的唯一形式时，“虚假神秘主义”便成为政体的标志。受它统治的人民并不晓得法令发生的原因；法律的理性论衡与阐释绝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是赤裸裸残酷的事实；而这些施行于人民身上的事实，遂成为解释的主体，因之，解释的可能性是变化多端、漫无限制，不受理性所牵制，不受知识所衡论。置之于漫无限制的架构里(这是俄国在革命之前，所有文学创作的特色)，“生命与世界的整体结构”(The whole texture of life and world)遂显现出一种神秘的隐饰色彩，以及深不可测的奥秘深度。“虚假神秘主义”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瞻根源。和“生命与世界的结构”相较，“虚假神秘主义”对苦难听作的诠释范畴，来得较宽阔深远，因为其解释足以穿透人内在的灵魂，也可以释放人所有的想象力；而“生命与世界的结构”却因外在的行动、环境的斟酌、以及可控制的经验，而必须不断受到论衡——可能沦为荒谬的境地。
受官僚政体支配的古老统治形态与现代极权政体形态之间，有显着的区分。前者(如俄国与奥国战前的统治者)对于权力的自由扩张，感到心满意足，因为对外在控制权力的满足，尚能使内在整体灵魂生命(意指国家与人民的灵魂生命——译注）保持完整。而现代极权主义的官僚政体，由于更了解绝对权力的意义，而愈能彻底地、残酷地干扰个人的私生活及其内在生命，逐导致人民内在的自主动力，以及他们政治与社会的行动力被摧锉抹杀。由此观之，在古老形态的官僚政体统治下所产生的政治力的衰竭，换上极权官僚政体，则变成集体的衰竭(意指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不论政治，或社会、经济的行动力，均销毁颓惰，不具任何生产力——译注)。
在“泛-主义运动”蓬勃滋长的时代，根本无知于集体衰竭的现象。就那些天真的观察家(大部份是西方欧洲人士)而言，所谓“东欧民族的灵魂”便已显现出无可比拟的富瞻，东欧民族的心理动向、文学创作比起民主政体下浅薄的西方入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意义。这种“苦难”深渊的心理动向与文学创作，是不会发生于奥匈帝国，因为奥匈帝国的文学创作成果，主要是德语系的文学，只能算是德国文学的一部份。奥国的官僚政体不愿鼓动这种“深奥”的河汉空谈的文学创作，而宁愿鼓励它的作家成为幽默谚谐的散文家，或者苛评整个事物(指政治、文学、社会……等方面——译注)的评论家。奥国小说家卡夫卡透彻了悟“命运的迷信”，这桩迷信蛊惑了那些受时常变动的偶然性所支配的人民，也必然在所有事件中，透视那独特的“超人的意义”（superhuman meaning)，更看出在这些发生的事件当中，理性的意义是超越关心事件的人的知识与理解之上。他很清楚地瞭解奥国人民禀赋着的奇异的魅力，他们的忧郁、他们那凄美的民间传说，看来是此福星高照下的民族所创造明亮、愉悦的文学，更高超，更优异。卡夫卡遂在如是的必然性(甚或是邪恶的必然性)，也在那令人作呕地将邪恶与恶运认同于命运的欺骗之中，暴露出盛气凌人的自负。在语言未能全然表达的世界里，卡夫卡如是创作，真是奇迹。卡夫卡信赖自己伟大的想象力，推演出所有结论，成全那本为实体所忽视而未能凝众成形的事物。
唯有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才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官僚政体”图画。俄国混乱的情况——领土太过广大而不易治理；人民对政治组织盲然无知，全无经验；俄国在官僚政体的统治下，慨然无生气——正适于无政府的气氛。在此种局势下，卑微文官的相互斗争，及日常生活中那无脉络可寻的偶发事件，激荡出一哲学思想，此哲学承认“偶然”——宛如“神性恩宠”的幽灵——是“生命的支配者”。“泛斯拉夫主义”者往往坚持俄国是“生趣盎然”，而文明国家(指西方国家——译注)是肤浅、厌烦、了无生气。就他们而言，上帝在抑郁寡欢的俄罗斯灵魂里，发现自己的神性内涵。置身于永不止息的文学嬗变潮流中，泛斯拉夫主义者固持俄国民族深刻与暴力的性格，藉此以反抗西方那肤浅、庸俗的个性，在他们眼中，西方人不知道苦难或奉献的意义，隐匿于贫乏、文雅的外貌背后的是轻浮与腐朽。因之，泛斯拉夫主义者一旦掌握权力，他们便运用那深刻与富饶的“非理性”的热情；而当那些被放逐的俄国智识份子，在动荡不安的欧洲本土散播此种气氛时，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可谓不大。就在这关键性的时期中，文学的根本态度(指反西方，而颂扬斯拉夫人深奥不可测、受苦难的灵魂一译注)转变成强有力的情感，为极权主义的崛起奠下基础。此种反西方人的气息，也弥漫于希特勒崛起前的德国与奥国，吸引了一九二○年代欧洲的知识份子，极权主义运动之所以兴起，这股气息的酝酿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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