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泛指各种主义的运动一译注)与党派截然不同。它不但会退化成机械的官僚政体，而且也认定官撩政体是其最适当的组织模式。泛拉斯文主义的作家波歌汀(Pogodin)所描绘沙皇时代俄国的官僚政体，也可以为其它人所分享：“(沙皇统治的俄国官僚政体)真是一部巨大雄伟的机器，依照最简单的原理建造，由一个人的双手所操纵，……每一时刻，不论他选择什么方向与速率，它皆能以最简单的运作运转。此不只是单纯机械式的运转，这部机器全然受本身内涵的动所能激动，能顺服、信赖、奉献于沙皇——尘世间的上帝。有谁胆敢攻击我们？又有谁胆敢迫使我们服从？”。
与泛日耳曼主义相较，泛斯拉夫主义反对民族国家的态度较不强硬，他们甚至说服沙皇成为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产生这倾向，当然是因为沙皇的政治地位与欧洲任何专制君主的地位截然不同——奥匈帝国的皇帝也不例外——同时，俄国的专制政体尚未发展成西欧意义的、合乎理性原则的国家，俄国依旧是动荡不安、无政府状态，毫无组织的国家。因此，在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眼中，“沙皇论宗”(Czarism)为一受独一无二的神圣光晕所环绕，是一巨大运转动力的象征。泛斯拉夫主义与泛日耳曼主义不同，它没有创造一崭新的意识形态来适应斯拉夫民族灵魂及其运动的需要，故只能将“沙皇论宗”——或者说制造神话——解释成运动本身反西欧、反宪政的表征。把无法律制止的权力给神秘化，衍生诸多有毒素的理论，例如：认为权力具有先验的本质(transcendent nature)、承认所有的权力禀承着美德，由于这些理论的鼓动，“泛斯拉夫主义”的气焰，更是嚣张，在如此的情况下，权力遂被阐释成神性的辐射，散播于所有自然与人的行动中，它不再是一种用来完成某些事物的手段，而是单纯地存在。为了上帝之爱，任何人必须奉献于它，尽心尽力地为它服务；任何法律、规范，若想限制或规化它那“无穷与恐怖的力量”，这显然是亵渎圣物的。由是言之，不论它是沙皇的权力，抑是性的能力，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无法与权力相较量，因为法律烙印着原罪的印记，是人为的“罗网”，阻碍人们圆成“神性”的发展。政府，不论其作为如何，永远是“高超权力的化身”，如此，泛斯拉夫主义只要坚持这种权力，去组织一般民众支持的政府，最后，终会将神性的力量辐射于全体人民身上，而使人民具有神性的光辉。就在这个时候，这一群巨大的良民会全然服从一个人的独断意志，既不受法律所治理，也不受利益所支配；每位成员之间的凝聚力量，以及自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使这群良民得以持续地团结，群众起来。
从一开始，运动(泛指各种政治主义上的行动一译注)就缺乏“生而具有的情感的强韧力量”(strength of inherited emotions)。我们可以从两种层面透视它们与既存的俄罗斯专制政体模式之间的不同，其一是泛主义运动必须制造种种宣传，以诱导暴力元素，这是既存的官僚政体所不需要的，另一则是它们由欧陆政党所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中，发现某些事物足以取代“生而具有的情感”的角色，然而，他们运用来取代生具情感的意识形态之方式，与欧陆政党运用的手段，有所不同；它们不似欧陆政党在利益表现上自圆其说，而只是运用意识形态作为组识的原理。如果称政党是表现出意识形态的组织，那么，泛主义运动便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换言之，泛主义运动是“由哲学所控制”，它们走进“将道德普遍原则个别化”的运动之中。
诚然，这些观念的具体化肇始于黑格尔揭示的国家与历史的理论，而它们的发展，则彰显于马克斯揭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黑格尔的理论深刻地影响泛斯拉夫主义，而马克斯的理论则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是，马克斯与黑格尔两人均没有假设活生生的人与政党乃是某种观念的化身。他们两人均相信：在历史过程中，观念唯有透过复杂的矛盾辩证才可能具体化的表现出来。唯有藉着暴民领导者的狂野精力，才可能运用此具体化的观念来组织民众。这些领导者言之凿凿地告诉暴民：如果他们能参与这项运动，那么，均可以变成某些崇高、伟大理想的化身；而后，他们必忠诚、仁慈，或有勇气，因为他们已是“忠诚”(Loyalty)、“仁慈”、“勇气”的化身。在组织理论方面：“泛日耳曼主义”是稍为卓越些，因为它机诈地表示日耳曼人若没有追随、拥护这项运动，则会被剥夺那成为一个德国人所有美好的德性(由是观之，后来纳粹党蔑视所有不入党的德国人，其蔑视的根源是来自于“泛日耳曼主义”的意识形态)；泛斯拉夫主义则不断地冥想所谓“斯拉夫的灵魂”，而浸淫于其中，认为任何一位斯拉夫人，不论是否组成适当的集团，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拥有如是的灵魂。而后，需要斯大林的的努力，才把纳粹党具有的那种对德国人的蔑视，引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心智中，去蔑视俄国人民。
就因为“泛主义运动”这种绝对性，才使得这些运动能超越政党的结构，以及政党的偏见；也由于此种绝对性，泛主义运动认为自己有权压制个人良知的异议，是正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异性(the particular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显然是用来对抗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虚假捏造的实体(人是一特异的个体，他不能在一种由人的心智所揑这出来的实体[如：历史过程、绝对精神，或无产阶级专政等]里被抹煞一译注)，但是现在，这种个体却在那无关紧要的量化(quantity)中萎缩，或者有沉没于普遍原理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差异，随着人格一同消逝；其结果是意识形态渲染成政治上不道德的恐怖气息。所有的这些事物(指上述的种种现象一译注)，都具体表现于那不断运转的运动里，在那充满着迷信气息的、伪科学的“普遍存在”(immanence，意指神性内涵于一个民族中——译注)观念里，任何一种观念、价值均消逝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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