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由(政治)运动的倾向来分辨英国两党体系与欧陆多党制之间的不同，那么，后者那政府超越党派，也超越公民之上的国家，是比前者那“由公民协同治理政治事务”(即是：公民透过政党组织合法地赢得权力，感觉到白已，不论现在或是将来，均是国家的主人)的国家，更容易造成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藉着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若是剥夺公民的权力，而以官僚政制来治理事务，统治者的权力也超越了自己能力所能负荷；或者是国家权力为政党所不能掌握，纵然国家权力范围是公民理解力所能达到的，但是公民却无实际经验来掌握政治活动；那么，这样的国家是比另一种国家更易造成政治运动中禀承的“权力神秘化” (既是把权力制造成一种神话——themystification of power一译注)。只有在行宪政的国家较不容易染上政治运动中禀承的“权力神秘化”的特质。在宪政的国家里，法律在权力之上，权力只是行使法律的手段而已。
群众因为憎恨与鄙视议会政治，而与政府隔离，这种政治现象，在法国及其它民主国家中是不同于以德国为中心的中欧国家。在德国，国家顾名思义是超于政党之上的；当政党领袖成为政府首长、负起行政责任时，往往放弃他们对政党忠诚拥戴的心意，因之，为置身于公众政府的文职机构，而对自己的政党不忠遂成为德国人的责任。而在由政党联合统理的法国，自第三共和成立以来，就无法成立一个真正有能的政府。法国的弱点正与德国相反，法国虽然能消除国家政府高于政党、高于议会的政治现象，但它无法重整政党体系，使之成为一有能的政治体系，在此种情况下，政府遂一再为议会与公众舆论不断变动的情绪所左右，而成为一无能政府的典型。法国的议会不似德国，德国的议会是利益与意见斗争的战场，其功能足以影响政府。因此，在法国，政党窒息了政府；在德国，国家政府则剥除了政党的行政能力。
始自十九世纪，宪政议会制(Constitution Parliaments)与政党体系的声誉逐渐式微，在一般民众的眼里，它们是代价昂贵、可弃之如敝屣的制度。由于民众鄙视议会政治，任何集团都认为若能超越政党与阶级利益之上，而置身于议会制度以外从事政治活动，则更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如是的集团，看起来，似乎更真切地关切公众事务，也更能胜任公众事务的治理，但这只是表象而已。任何“超越政党之上的政党”，其真正的目标，是吞噬其它政党，提高自己的利益，使自己成为一个独自操纵国家政府的特殊集团；这种目标终于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手中完成。法西斯党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主张国家民族至上的独裁集团而巳，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尚不能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党派，它是由多元政党的民主政体中合乎逻辑发展出来的政党。显然，经过多元政党无能、散漫的多年统治之后，由一个政党独自操纵国家政府的统治权，确实是一股舒解的力量；它至少能在短期之内，确定与保持统一、和谐、安定、较少矛盾的局面。
人们往往将纳粹党的独自掌握政治权力视为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由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政治思想是根植于旧有既成的模式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既将发生的事实是多么盲昧无知．法西斯主义政党的独裁专制唯一合乎近代层次的是：它竟然坚持自己是一项运动。但事实上，它并不是政治的运动，它只是为吸引群众而僭夺“运动”这项宣传标语；这桩事实，我们可以由法西斯党在掌握国家政府时，并没有剧烈地改变政治结构，且满意于自己政党成员占满政府席位的事实，得到印证。唯有透过政党与国家政府的认同合一——这是纳粹党与布尔什维克党极力避免的——政党才不致流于“运动”，才能稳固地与国家政府结构结合在一起。
极权主义运动及其先驱者——“泛-主义连动”——并不只是“超越政党之上的政党”，或者只是渴求操纵国家政府的支配权而已；其目标是指向摧毁民族国家体制。纵然如此，纳粹党却发现故做姿态是条方便之道，因此，纳粹党伪称自己是真诚地追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模式。由于如此，纳粹党很轻易地赢得上层阶级与商业阶层“秀异份子”的支持，这些“秀异份子”往往误解纳粹党是一古老旧式的集团；这类旧式的(政治)集团本身具有创发性，它们只作一种颇适度的伪装，伪称自己为政党之故而泯灭国家的优先地位。由于这种误解，支持纳粹党掌握实权的商人很天真地相信：他们仅止于支持一位专制独裁的君主，这位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君主，会为了增进他们的利益而削灭其它阶级的利益。
帝国主义激荡下的“超政党之上的政党”，当然不晓得如何从民众憎恨政党体系的情绪中，获得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挫败失意的帝国主义尽管梦想着欧陆的扩张运动，也激烈地摈斥民族国家的民主政体，但是从没有臻于政治运动的范畴。阶级利益是政党体系的基础，傲慢地舍弃阶级利益并不足以造成巨大的运动。由是，“超政党之上的政党”虽然槟斥阶级利益，却不足以造成一政治运动，所以没有一般政党所具有的魅力。它们既使运用动人心弦的民族国家至上的言论，在本质上仍然缺乏真实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或其它种类的意识形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者，特别是鲁登朶夫(Ludendorff)夫妇承认这种错误，也处心积虑去弥补它，他们诉诸群众最迷信的信仰，却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无法了解此时群众正沉迷于所谓“超国家政府之上的权力”(überstaatliche Māchte，如耶稣教派、犹太人集团，以及共济会)，这股沉迷的热潮，不是源自对国家或政府的崇敬，而是来自于羡慕“超国家政府之上的权力”，以及渴望去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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