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现象来看，国家政府的偶像尚未剥蚀，对国家民族的崇拜心绪也尚未过时，人民依旧怀念民族主义。欧洲的拉丁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就以这个主义来抗衡“超国家政府”的力量。这些国家由于教会的阻挠，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未形成拓展国家的基本要素。正因其仍未成熟，也由于教会的智能(它很睿智地承认法西斯主义既不是反基督的，也不是极权主义原理的，只是建立政教分离的政府，这种政府早已存在于其它国家)；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主义才泯除了它那反教士的气息，而导向一种暂时的协议(modus vivendi)——如意大利的情形，或者遵向一种积极的联盟——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形。
墨索旦尼对“联合政府”(corporate state)观念所作的阐释，其主要目的是想借着崭新凝合一致的社会组织，来克服那危机四伏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也借着把社会联结于国家之中，以解决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政府与社会两者皆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一“超越党派的政党”，由于它声称代表国家整体的利益，所以能支配着国家政府，能使它与国家的最高权威相互认同，也能尝试使整体人民成为“国家政府的部份”。然而，它自己不会承认自己是“超国家政府之上”，它的领导者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超国家之上的”。一旦考虑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处境，则可以看出他们一抓住政权，至少是抓住内政的权力，这个运动就得被迫结束，这个运动就只能在外交政策中(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典型帝国主义的冒险)，才能继续周转不息。有鉴于此，纳粹党甚至在掌握权力之前，就极力超离法西斯主义式的独裁专制，纳粹党认为在法西斯主义式的独裁专制里，“运动”只能为政党夺取权力效劳，所以，纳粹党员很有自知之明地运用政党“来推动(政治)运动”，他们认为：运动与政党截然不同，运动必须没有“任何确定、具体的目标”。
从法西斯主义运动与极权主义运动对于军队(此乃国家最完整、最合乎国家本质的体制)所抱持的态度，就可以透视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差异。极权主义(纳粹党和布尔什维克党)把军队从属于政委会，或从属于极权主义的精英队伍，如此遂摧毁了军队的精神，在纳粹党的德国与苏维埃的俄国中，军队与政府只是从属于运动的一种功能。法西斯主义则与此截然不同。法西斯主义很精确地运用那最富张力的国家工具，就犹如它把国家政府视为一体般，它也把军队与自己合而为一，法西斯党员要求一法西斯式的政府与法西斯式的军队。从古典政府理论的意义来看，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僭主”，他的一党专制统治与多元政党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位僭主手中，圆成了帝国主义观念笼罩下的联盟、社会、“超政党之上的政党”所企求的目标。缘此，只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才能成为一典范，才使得那受极权国家民族主义激荡的近代群众运动，置于既存国家民族的架构中，此种群众运动，不停地将人民转化成民族国家唯有在危急存亡之秋才动员的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或是爱国者(patriotes)。
不怀恨国家政府，就没有政治运动的产生。而战前在稳定状态的德国，泛日耳曼主义者却不知道这项事实。在奥匈帝国，憎恨国家政府被视为是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爱国热忱的表现，也在这个地方，各种政党——除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政党同样效忠奥国政府)之外——皆以民族，而不是以阶级的立场组成。在奥匈帝国里，经济与民族的利益是合一的，同时，经济与社会的地位也全然依赖于民族，所以，国家民族主义本应是民族国家结合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奥匈帝国内，它却成为内部分崩离析的根源，缘此，奥匈帝国的政党结构截然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政党结构。在民族歧异复杂的奥匈帝国里，结合政党的力量，不是特殊的利益——犹如欧陆政党系的情况，也不是组织行动的原理——犹如英国政党的情况，而是同属一民族的情感。严格说来，民族情感是奥匈帝国政党的致命伤，因为从“同一部族” (指民族一译注) 的情感中，无法导出确定的目标与具体的计划。“泛主义运动”者干脆利用这个缺陷，把政党体系转变成政治运动，也由于这种缺陷，“泛主义运动”的组织形式与其它的截然不同，它不需要任何特定的目标或计划，只需要在不伤害成员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改变政策。纳粹党曾很自傲地宣称：纵然它有一项计划，但它不是真正需要一项计划。然而，在纳粹党作这种宣称之前，泛日耳曼主义早巳发现：普遍的气息比具体的轮廓，更易吸引群众(意指情绪比具体的行政计划更容易吸引群众一译注)。一旦精密审查泛主义运动，则可发现它必须使自己永远不断地运动。因此，纳粹党称威玛共和十四年的统治为“既存体系的年代”(the time of the system)——这个名词意指：在这段时期内，一切都是僵化、缺少动力、无法“运转”，随着这个时期而来的，是“运动的时代”(era of thc movement)。
国家政府，即使是一党专政，也必然心领意会到不断成长的运动需要不断变动的力量。泛日耳曼联盟的“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与奥国内的泛日耳曼主义运动，两者在性格上最大的不同，是它们对国家政府所抱持的态度。“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仅要求掌握国家政府，而泛主义运动却企图摧毁它；“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仍然承认国家政府是最高的权威(此种承认得依附于一个条件：政府的实权落在政党一成员之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而泛主义运动是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从权威的观点来看，它是超越国家政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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