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党和法西斯党的滋长，使其政党之间的原有的关系产生隙缝，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长久以来的政党路线。法国的右派政党，本来是强烈反德国、支持对德战争的，但自一九三二年以后，却成为和平主义的先驱，力主与德国取得谅解；而左派则以相同的速度，甩开不惜任何代价的反战主义，而坚定的反抗德国，它随既为某些政党(指法国右派)——这些政党在前几年还指控和平主义是叛国的议论——指责为一战争贩子。希特勒堀起的数年间，法国政党体系遭到分崩离析的厄运，尤其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每一个政党——从左派到右派，均产生内部分裂的现象：谅解德国或反对德国，靠拢和平集团或靠拢战争集团。对于主要政治事务上的决定，每个政党皆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它们一旦论及法西斯党与纳粹党，不是激烈反对法西斯党，就是自认为纳粹党的同路人。希特勒之所以能任意在所有政党中得到支持者，主要因素不是纳粹党的策略，而在于前述欧洲战前的局势，在当时，欧洲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不曾发生卖国通敌的行为。
在旧有政党分崩离析的局势下，欧洲各地产生凝合一致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德国与意大利领土之外，真诚地宣扬和平，甚至不惜付出管辖权的代价；共产主义正与之相反，长久以来，它就一直宣扬战争的信息，甚至不惜毁灭国家。这两个运动之所以屹立，不在于各地的右派政党为了支持希特勒而放弃它那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义，或者是左派政党为了支持古旧的民族国家，而遗忘它一向坚持的反战主义；而毋宁是这两种运动均能估量其成员的忠贞心意，这种忠贞心意不会因政策的突然转变而受干扰，以致背叛，这可以从德俄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中得到明证。当两国缔进和约后，纳粹党便取消其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共产党则重拾它那舍弃已久所谓“小布尔乔亚”(Petty bourgeois或译小资产阶级)产物的反战主义；这种突然的转变，并末伤害到两党本质：此外，尚须注意的是：两年后，纳粹德国攻击苏维埃时，德俄两国又再次做一种政策上的激变，把人民牵涉于严重、危险、需要奉献牺牲与不断行动的政治行为中。
从表象看来是有差异，而实相上更表现出暴力的现象，则是希特勒崛起前，德国政党体系的崩溃。一九三二年最后一次总统大选期间，当所有政党都采取各式各样新颖、复杂的群众宣传时，这种现象才清楚地层示开来。这次总统选馨，候选人的提名现象便很特殊，两种产生于议会体系之外、抵制议会的政党自然是提出属于自己的候选人(希特勒代表纳粹党，泰尔曼则代表共产党)，但令人惊讶的是其它所有政党竟然提名同一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就是兴登堡(Hindenburg)，在当时，他是众望所归的政治人物，此种声望，始自麦克马洪(MacMahon)时代，当时他只是位静待着返乡的战败将军，这当然不是一种玩笑。从这一现象中不难发现：旧式政党是多么想望与旧式政府——高居政党之上的国家政府，军队是其强有力的象征——取得认同；简言之，它们(指旧式政党)早已放弃政党体系。面临着运动，政党之间的歧异确已毫无意义可言，它们周遭真是险象丛生，缘此，它们很快地结合在一起，冀望维持现状，凭借现状之种种来保护自己。在此情况下，兴登堡遂成为民族国家与政党体系之象征，而希特勒与泰尔曼则相互竞争，冀望成为民族的真实象征。
选举期间的海报宣传，与候选人的提名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没有一幅海报是宣扬候选人本身的功绩；兴登堡的海报竞声称：“投泰尔曼的票既是投希特勒的票”——警告劳工阶级不要浪费选票于一位必定落选的候选人(指泰尔曼)，致使希特勒登上权力的王座；这就是社会民主党(Socia1 Dernocrat)与兴登堡和解的途径，于其中，并未提及兴登堡的名字。右派政党也玩同样的游戏，它强调“没希特勒的票既是投泰尔曼的票”。此外，不论右派或左派政党，都很清楚地认清纳粹党与共产党所制造的烟幕。为了使所有忠贞的党员信服，左、右两派均声称：若要维持现状，兴登堡是一位必须被接纳的政治人物。
兴登堡的宣传海报能吸引那为维持现状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在一九三二年间是指几乎达德国人口半数的失业者。与此宣传技巧相反的是“运动”的宣传标语。运动的候选人不惜支付任何代价从事一项冒险，那就是不惜牺牲一切事物(甚至不惜摧毁所有合法的制度)而吸引那些冀望改变现状的人们，这些人的数目，可以与那日益增长的失业人口等量齐观。缘此，纳粹党毫不畏惧地提出那可笑的口号：“投泰尔曼的票就是投兴登堡的票”，而共产党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投希特勒的票就是投兴登堡的票”。不论纳粹党或共产党，均以破坏现状来吸引选民，这与其反对党借着革命的幽灵来威胁其成员，是同出一辙。
所有候选人吸引选民的方法，竟显现出很奇妙的相似，隐匿于此种相似性背后的，是一种无可言喻的基本假设——选民因为受惊吓(害怕共产主义、害怕纳粹党、或者害怕现状)必然会去投票。出于这种普遍性的恐惧感，所有阶级的划分遂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同时，为维护现状而结合的政党也使原本各自分离的政党、古老的阶级结构，变得模糊不清。参与政治运动的民众是庞杂的，与失业人口具有相同的动力和骚动不安的性格。在国家的政府结构中。议会的左派政党(parliamentary Left)与右派政党结合，而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则忙于组织那有名的柏林运输业者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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