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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起源_[美]汉娜‧鄂兰【完结】(122)

  欧洲政党体制之所以迅速崩溃,有一桩事实必须要注意,那就是:整个制度延续的时间(life span of the whole institution)相当短暂。在十九世纪之前,它根本尚未存在,欧洲大部份的国家,在一八四八年之后,才产生政党组织。从这种现象来看,它以稳固的姿态统治国家政治只历时四十年之久。到十九世纪末叶,法国、奥匈帝国的政治均拓展于议会政党之外;此外,那些规模较小的帝国主义者的“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也为了让民众支持他们那侵犯性、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公然向政党政治挑战。

  帝国主义联盟为了与民族国家认同合一,而置自身于政党之上,而“泛主义运动”则攻击这类政党(指帝国主义联盟自认为置身于其上的政党一译注),认定他们是普遍流行政治体系(此体系也包含“民族国家”)的主要部份。为了与民族认同合一, “泛主义运动”较不强调“超政党之上”的概念,而较强调“超国家政府之上”的概念。尽管民族紧紧地追随“泛主义运动”的脚步,也被“泛主义运动”用作宣传的武器,最后,极权主义运动也终究排斥“民族”。“极权主义的国家政府”只是一表面的国家政府而已,这个政府甚至再也不与民族的需求相配合。现在,运动(Movement,特指极权主义运动一译注)是超越国家与民族之上,为了它本身的意识形态,甚至计划牺牲国家政府与民族:“运动……既是国家政府也是民族……假若缺少此运动,则现存的国家政府……与现在的德国民族,都无法被表现出来。”

  从种种迹象,我们可以证明政党体系的崩溃,再也没有任何复原的可能性。譬如:欧陆在战后努力恢复政党体系,而此努力竞带来悲惨的后果;再者,纳粹党失败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吸引力竞日益高张;同时,布尔什维克党显然威胁着国家民族的独立。试图恢复政党体制,只能复原一种政治处境,在这政治处境里,那具有毁灭性的运动,是唯一能正常地发挥功能的“政党”。在弥漫着努力气息的环境下,不管是那不断变动的政党阵线,或(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均坚持权威的力量。为了正确地衡量欧洲民族国家残存的机率,最明智的关键并不是注意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宣传语言——这种宣传语言往往被(政治)运动所利用,俾能隐藏其真正的企图——而是了解:现在的民族国家是国际组织的区域分支。当一股民众发现:政府的政策竟然是为他者、甚至是敌方的外交政策利益而尽心驱策时,并不会心怀忧虑,或骚动不安;甚至民众揭发他们的领导者是第五纵队分子,或国家的叛逆者……等等,这些攻击言论也不会引起其成员(指领导者的属下一译注)深刻的注意力。与旧有政党不同,(政治)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旧残存下来,在今天,它也是唯一能被追随者认为有意义、且活生生存在着的政党。

  第五章 “民族国家”体制的式微与人权的终结

  既使是现在,我们也无法详尽描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欧陆确实发生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分隔,并非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或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倒像是一场爆炸前后的光景,当然这种说法与其它种种譬喻并非正确的。这一场大灾难平息后所散发出来悲切的萧瑟气息尚未消散。看来,第一次的爆炸(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译注)已触动一种连锁反应,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缚身其中,似乎无人有能耐来停止它的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裂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和睦友谊,使得它再没有修复的可能。历史上从没有像这样彻底毁灭一切事物的战争。通货膨胀摧毁所有的小资产阶级,使之无翻身之地,这是以往经济危机不曾有的现象;失业人口数目大得惊人,失业人口再也不只限于劳工阶级,而是包括全国各行各业的阶级。内战的动乱持续约二十年,比以前任何内战更血腥、更残酷。紧随着内战而来的是集体移民;不像以前宗教战争时期的移民,现在,他们在欧洲各处受排斥,无法与当地居民同化。这次的移民,一旦远离家乡,则成为无家可归的浪民;一旦远离其国家,则成为无国籍者;一旦被剥除人权,则成为这地球上无权利的浮渣。不论这是如何愚蠢,不论有多少人知道且预言后果,这些史无前例的现象竟然无法被制止。每一种事件恰似最后审判,但这个最后审判并不是由上帝或魔鬼所定谳,看起来,好似无可救赎的、愚昧的命运表现,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及其带来的动荡不安,在极权主义政治蓄意攻击并部份摧毁欧洲文明的结构前,早巳破裂了欧洲政治体系的外表,也暴露了其内在的骨架。成群人民受苦受难的忧愁面孔日益增多,就他们而言,支配周围世界的法则突然间起不了作用。就是这种看起来似乎稳定的世界,使得每一个被迫脱离其原本受到保护的范围的团体看来犹如一种健全、正常法则中不幸的例外,并使这显然不公正不正常命运的牺牲者与旁观者都充满了犬儒主义的气息。这两种人皆误认这种犬儒主义为对于世事日增的智能,实际上,他们比以前显得更迷茫、更不知何去何从,因此变得更愚昧。仇恨的情绪在战前欧洲已是一显明的特征,现在它在各处各地的公众事务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这粉饰太平、安静的二十年间,一切事务都彰显出一种史特林堡式家庭纷争(a Strindbergian family quarrel)的污秽,与超出常理、不可思议的气氛。最能说明此种政治社会普遍解体的现象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均弥漫着原因不明的仇恨情绪与不具热情专注的心意,没有人愿意负起国家事务的全责,政府也好,资产阶级也好,或者外在权力也好,一致逃避国家事务的责任。结果,在冒险与不可逆料的情况下,这种仇恨的情绪使得各种事件均显出不正常、漠不关心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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