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籍人民”与少数民族一样，被认为是丧失了民族权利；丧失民族权利，也就是丧失人权；前者必然导致后者。他们愈是丧失各种形式的人权，他们愈企图寻求结合成“民族”的途径，也更希望形成自己民族的群体。俄罗斯的难民坚持他们自己的民族性，而且拒绝与其它“无国籍人民”混杂一起，他们与波兰人、犹太人或日耳曼人……一样，不单纯只是难民团体或者是无国家可归的人民而已；他们既无法发展出一猛烈的、狂热的团体意识，因此喧嚣要求人权。
更糟的是：为保护人权而组成的会社，以及希望实现人权的新法案之企图，都是被一些“边际人物”(marginal figures)，少数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国际法学者，或者一些受理想主义宣扬的暖昧情感所支持的慈善家所支持与策划。他们形成的团体，他们揭示的宣言，在运用的语言与性质上，竟然与保护野生动物的社团同出一辙。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重要的政治人物会严肃地看待它们；在欧洲，没有一个自由派或激进派的团体会认为积极参与它们的计划、宣扬新的人权宣言是一件必要之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役，受害者用各种方式企图发现一条途径，俾能从外在事件迫使他们陷入的布满荆棘的迷宫中脱身而出，但没有任何一位受难者会祈求这些基本人权的保护，事实上这些基本人权也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大战中的受难者与强权国家一样，对于边际会社激烈宣扬基本的、或一般意义的人权之意图，均表示轻视与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揭示新人权法案，大部份人民被迫生活在所有法律范畴之外，这种日趋严重的灾祸是所有负政治责任的人所无法拯救、解危的，他们之所以失败并非出自于他们的恶意。法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大革命曾沉静、庄严地揭示人权，指出人权是文明社会的新基础，然而，它并不是一件切合实际政治的论题。在十九世纪期间，西方人民又循着旧的途径，重新鼓荡人权之风潮，希望借着人权，而能护卫个人，使个人免受国家日益滋长之权力的迫害；也希望借着人权而能缓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不安。缘此，人权的意义取得新的涵意：为保护那些权利极微小的人，而揭示人权。但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却变成一种宣传，变成为“孑然一身的人”(指除了空泛的人权之外，别无他物的人——译注)而制定的“特别法”(additional law)、“例外权利”(a right of exception)。
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把人权的概念当作“继子”(Stepchild，意指无法强迫实施人权一译注)般来处理；而二十世纪的自由与激进党派即使了解人权是急迫需要，也不愿意把人权列入其政治计划中；为什么呢？原因是相当明显的：公民权——各国的公民权均不相同——被假设已具体表现出那永恒不变的人权；同时，唯有透过公民权，才能解释人权。而那具体表现的形式、可资解释的方式，既是可见的、确实的法律；但是人权本身却被认为是独立于公民权、民族性与国籍之上。所有的人都是某些政治群体的公民；倘若国家的法律无法符合人权的需求，那么，在实施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就诉诸立法的途径，而加以改革；在专制独裁的国家里，只有借着革命行动，才有可能转变。
人权是不可被剥夺的，也同时被证明是“无法强迫的”——既使在以人权为立国根本的国家里。不再是任何有自主权国家的公民一旦出现，人权则被证明是“无法强迫的”。就这种令人困扰的事实来看，我们必须再添加一种更混淆不清的事势，此种混淆不清之事势源自于拟定人权新法案的意图，没有人能确实地界定一般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之间的不同。任何人尽管同意：这些人的情势的确包含着一种现象——他们丧失了人权——然而，却没有人了解他们一旦丧失人权时，到底是丧失了那一种权利。
首先，让这些无权利的人感到痛苦的，是丧失了他们的家园，丧失家园意指：丧失了整个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他们出生、成长，也在这个结构中，他们为自己，在世界上建立起一显明的、属于个人的领域。丧失家园这种灾难看起来似乎不是前所未有的。漫长的历史中，为政治或经济缘故而被迫移民的个人或人民团体，比比皆是。然而，这个时代所谓的“丧失家园”却史无前例。丧失家园并不是无家可归，而毋宁是流离失所，根本无法发现一处新的安身之所。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指二十世纪的前叶一译注)突然之间，地表之上没有一块地方，是任何移民不受严苛的限制而可以安居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是他们可以与此国国民同化融合的，他们根本无法发现一块领土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社群。此种现象与人口过剩的物质问题全然无关；它不是生存空间的问题，而是政治组织的问题。长久以来，任何人都以“民族交会相处之大家庭”的意象来认识人类这个名词；但是现在，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人类已经到达一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一旦从一严密组织、封闭的群体中被抛弃，那么也发现自己被这个了民族交会的大家庭”所遗弃。
其次，让这些“无权利的人”感到痛苦的是，丧失了政府的保护，这意指着他们不但丧失了自己国家的合法地位，也丧失了在所有国家中的合法地位。“互惠条约”(Treaties of reciprocity)与国际间的协议，曾经把这个世界交织成一网络，使得每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论走到何处，都能保有他合法的地位(因此，一个在纳粹政体统治下的德国公民由于纽伦堡律法的限制，无法在海外结婚)。然而，任何人置之于此网络之外，则发现自己丧失了合法性(因此，战争期间，无国家政府的人民是比战俘处在一更不利的地泣，因为战俘尚能透过国际间的协议，受自己国家政府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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