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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起源_[美]汉娜‧鄂兰【完结】(149)

  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竞争社会对公共生活产生的冷漠甚至敌视,不是(甚至首先不是)仅仅在社会层面上(被剥夺、被排斥于积极参与统治国家之外),而首先是在它自己的阶级内。当资产阶级满足于成为社会的主要阶级,而没想到取得政治统治时,它乐于将政权留给贵族阶级,接着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在长期虚假的谦逊之后,资产阶级越来越仇视现存的国家机构,开始问鼎政治权力,组织执政力量。早先的冷淡和后来要求得到国家外交事务的垄断专制权力,根源都在其生活方式和生命哲学,一贯地坚持完全集中于个人在无情竞争中的成败,以致一个公民的职责和责任只能看作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无谓的浪费。一个“强者”总是在专政中自己承担麻烦的的责任,以能从事公共事务,资产阶级的这些态度对那些专政形式非常有用:这些态度积极干预极权主义运动,而极权运动不能够容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像无法容忍其它各种个人主义一样。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无论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如何不愿意承认公民的责任,他们总还是保持自己的个性完整,倘若失去个性,就很难期望在生活的竞争斗争中生存。

  十九世纪暴民组织和二十世纪群众运动之间关键的差异是很难观察到的,因为现代极权主义领袖们并非从早先的暴民领袖那里继承心理和精神状态,尽管暴民领袖同资产阶级领袖在道德标准和政治手腕方面非常相像。然而、就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和暴民的生活态度的特征而言,极权主义运动倒是可以准确地宣称它们是最早的反资产阶级的党派;它们在十九世纪的先驱,例如帮助路易.拿破仑上台执政的“12月10日社”,德雷富斯事件期间的屠杀集团,俄国屠杀犹太人时的“黑色百人团”,或者是各种泛一运动,都还不曾将其成员逼到完全失去个人要求和野心,或者使他们明白,一个组织可以成功地永远消灭个人的身分,而且不是只在集体的英勇行动片刻。

  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和崩溃后出现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副产品暴民之间的关系。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枝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人在群众中的标准不仅仅是取决于、而且首先不是取决于他曾经从属过的具体阶级,而是取决于普遍的影响和社会上一切阶级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地共有的信念。

  一个阶级中的成员资格虽然比较松散,不像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和财产不可更改地取决于社会出身,这是一般也由出生而定,只有非凡的天才或命运才能改变,社会地位对个人参与政治产生决定性作用,除非在民族危难时,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成员”而行动,无论他属于那一个阶级或那一个政党,否则他绝不直接面对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实施负有直接责任。一个阶级在社群中的重要作用上升,总是伴随着将它的某一部分成员教育和训练成以政治为职业,在政府中服务或在议会中作为阶级代表而获得报酬(或者,如果他们有经济能力,就不取报酬)。大多数人在一切政党和其它政治组织之外,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对这个阶级和对那个阶级也没什么两样。换言之,阶级成员资格及其有限的群体义务和对政府的传统态度,阻碍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使公民不会感到对政府的统治负有个人责任。只有当阶级制度崩溃,使民众系结于政体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关系也随之而去时,民族国家居民非政治的特点才会暴露。

  阶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政党制度的自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作为利益政党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它们的延续对于各阶级先前的成员具有某些重要意义。这些阶级成员违背意愿地希望恢复他们旧日的阶级地位,他们聚集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还会有共同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期待恢复旧日的利益。结果使政党在宣传方面越来越带有心理学和意识形态倾向,在政治方法上越来越带有辩解的和怀旧的倾向。更有甚者,这些政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中立的支持者,这些人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政党没有一个关心他们的利益。所以,大陆政党制度崩溃的最初迹象不是老党员们的退出。而是从年轻一代中招募新党员未能成功,而且失去了未经组织的群众的默认赞许和支持。他们突然表现冷淡,并且一有机会就到处发表他们新的强烈反对观点。

  阶级保护墙的倒坍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他们之间只有一点共同之处,既蒙眬地理解到政党成员们的希望落空了,结果将最受人尊敬的、最鲜明地具有代表性的社群成员看作蠢人,将现有的一切力量看作是邪恶的。与以往一样愚顽和具有欺骗性。对于这种新的可怕的消极团结的产生,失业工人痛限现存的以社会民主党为形式的力量、以中央集权的或右翼党派为形式的被剥夺财产的小所有者、以传统的极右派为形式的前中层和上层阶级的成员,其实也没有重要结果。这批普遍不满和绝望的群众人数在德国和奥地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和失业使军事失败的分崩瓦解局面雪上加霜,促使了这种情势的发展:他们在相关的国家里在人数上占据很大比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法国和意大利则支持了极端倾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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