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轻而易举地获胜，令人惊讶。这个国家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政府统治着一群无结构的群众，乡村封建秩序的残余和新生而又虚弱的城市资产阶级都还没有组织起来。当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如此容易地夺取政权、又如此困难地保持这个政权，这时他意识到俄国工人阶级的弱点，也意识到有利于突变的总体社会状况是混乱的。列宁缺乏群众领袖的各种本能，他不是一个预言家，他乐于公开承认和分析自己的错误，这就违背了一个甚至是最普通的煽动家的规则，但是他立即把握住社会的、民族的、职业方面，或许会引进某种结构的差异，而且他似乎也相信，拯救革命的希望存在于这些阶层分化之中。他使农村群众无政府主义式地剥夺地主财产的行为合法化，由此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在俄国解放了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最坚定地支持西方民族国家的农民阶级。他尝试用鼓励独立工会的方法来增强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容忍了内战结束后从国民经济计划中悄悄产生的新的中产阶级。他倡导用组织(有时是制造)尽可能多的少数民族的方法，进一步区分特征，提高民族意识，认识到即使在苏联的最原始的部落中也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别。似乎很清楚，在这些纯粹实践性的政治问题上，列宁遵循的是他的政治家的伟大本能，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无论如何，他的政策证明了一点：他害怕的是缺乏社会结构和其它结构，而不是新解放的各民族可能产生离心倾向，甚至也不是新建立的中层和农民阶级中间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当内战爆发时，列宁无疑遭受了一场最大的失败，他原先打算集中在苏维埃各国的最高权力，却落到了党内官僚手中；但是，这种在革命过程中本身悲剧的发展不一定会走向极权主义。在一个国家早巳形成的社会结构层中，一党专政只是增加了一个阶级，即官僚阶级，根据社会主义的革命批评家的说法，这个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马克思语)。在列宁去世时．这条道路仍然敞开着。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组成的结构并不一定会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特征。农业仍然可以在集体、合作或私有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仍然可以自由地遵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形式。各种形式的选择都不会自动地摧毁国家的新结构。
当斯大林着手替国家准备极权主义政府时，上述这一切新阶级和民族都是他的障碍。为了制造一个分子化的和无结构的群众，他首先清除苏维埃权力的残余分子(他们是国家机构的主要代表)，因为他们仍然在产生某些作用，仍在阻碍政党阶层制度(party hierarchy)的绝对统治。所以他首先引入布尔什维克细胞——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皆由其中产生，以此来破坏全国苏维埃。到了1930年，先前的公共机构的最后遗迹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实的中央集权政党官僚机构，它的俄罗斯化倾向同沙皇政权没有多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这个新的官僚制不再惧怕识字的人。
布尔什维克政府接着开始消灭阶级，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原因，首先着手清除有产者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农村中的农民。由于人数和财产集合的力量，使农民直到那时一直是苏联潜在的最强有力的阶级；结果对他们的清除比对其它阶级更彻底、更残酷，其执行手段是制造灾荒和驱逐出境，借口没收富农财产和实现集体化。清除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三十年代初完成：凡是未死于好几百万人之中，或未成为被押解的几百万苦役犯的人，都懂得了“谁是这里的主人”，明白了他们和家属的生命并非取决于同国公民，而是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兴致，他们孤独地面对政府，得不到来自他们从属的那个团体的任何帮助。集体化(Co11ectivization)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阶级，它有共同的利益。这个阶级的形成是由于它的人数和在国家经济中的关键地位，这也表现出一种通向极权主义统治的潜在危险。从统计数字和文件数据中很难准确地确定它的产生时间。但是，如果知道如何阅读极权主义的“数据来源”，就可以知道这一时刻是斯大林去世前两年到来的，当时他提议解散集体农庄，将它们转变成更大的单位。他未能在活着的时候执行这个计划；这一次，牺牲将会更大，总体经济的混乱结果造成的灾难将会大于第一次清除农民阶级，但是，也并没有理由怀疑他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的成员被杀害的数字足够到一定程度．它就可以被消灭。
下一个要清除的阶级是工人群体。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比农民更虚弱．作出的反抗更少，因为他们在革命期间自发地剥夺工厂主的所有权，同农民剥夺地主的所有权不一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借口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无产阶级，将工厂没收，作为国家财产。三十年代初采用的斯达汉诺夫制度(Stakhanov system)打破了工人中间的一切团结和阶级意识，首先是凶猛的竞争，其次是一个斯达汉诺夫式的新贵阶级暂时团结，他们同普通工人之间的社会差异此起工人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异来得尖锐得多。这一过程完成于1938年，当时建立了考勤卡制度，使全俄国的工人阶级正式地转变成一支巨大的强迫劳动大军。
在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清除那个帮助执行先前的清除措施的官僚阶级。从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花了两年时间摆脱了苏联社会的整个管理阶层和军事贵族；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工厂、经济和文化团体、政党、军事当局都落入了新人手中，“将近半数的党员和非党的管理人员被消灭，”党员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少八百多万人”被清除。接着又建立了内部护照制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去必须登记和获得批准，最终摧毁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党内官僚。至于它的法律地位，官僚同政党官员一样，现在与工人等级相同：而且它现在也变成了俄国各种各样的强迫劳动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苏联社会中作为一个特权阶级的地位已成为过去。由于这场大整肃以清除最高警察官员而告终——起初是他们组织了这场大整肃——甚至连执行恐怖行动的格别乌官员们也无法再自欺地认为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可以代表什么事物，更无须说是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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