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命的这些大规模牺牲，其实动机都不是出于旧意义上的“存在的理由”。被清除的社会阶层没有一个会敌视体制，或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敌视它。积极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在1930年就停止了，当时斯大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宣布党内极右派和极左派皆为非法，这些虚弱的反对派几乎不能将现存的任何一个阶级当作自己的基础。独裁恐怖(dictatorial terror)——它和极权主义恐怖不同，只威胁正式的反对者，而不威胁没有政治观点的无害的公民——十分凶恶地窒息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政治生活，即使在列宁去世之前亦是如此。外国的干涉可能会和国内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力量串连，但是到了1930年，苏联政府得到大多数国家承认，并且和许多国家签订了贸易以及其它国际协议，就不存在外国干涉的危险了。(就人民本身而言，斯大林政府难以消除可能的危险：如果希特勒是一个普通的征服者，而不是一个竞争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他就可能有一个特殊的机会来赢得他的事业，至少赢得乌克兰人民。)
假如消灭阶级一事毫无政治意义，那么它对于苏维埃的敌人而言却造成了灾难。1933年假饥荒的后果在全国持续多年；1935年提倡斯达汉诺夫运动，它任意提高个人生产指针，完全无视工业生产中协同工作的必要性，结果使年轻的工业陷入“混乱失衡”。清除官僚阶层，即工厂管理者和工程师阶级，最终导致剥夺了新的俄国技术知识分子曾经得到的一点点的技术经验和知识。
自从古代以来，专制及暴君政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臣民之间的条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然而这种平等化还不足以构成极权主义统治，因为它或多或少地使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体关系(例如家庭纽带、共同的文化兴趣)保持原封不动。假如极权主义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主张，它就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棋戏的中立”的态度，亦即结束任何活动的自主存在。喜欢“为下棋而下棋”者被清除他们的人比拟为“为艺术而艺术”者，他们在群众社会里还不是群众社会中绝对分子化的成分(atomized elements)，而群众社会的异质的一致性(heterogeneous unifornlity)是极权主义的首要条件之一。从极权主义统治者的观点来看，一个专心于为下棋而下棋的社会和一个专心于农事的农民阶级此起来，只有程度不同，而较不危险而已。希姆莱(Heisrich Himmler)十分喜欢将党卫军成员描述成新型的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事情本身而去做一件事”。
由于熟练地运用反复整肃的手段，苏联社会的群众终于分化了，整肃运动不可避免地开始事实上的团体整肃。为了摧毁一切社会的和家庭的纽带，整肃运动在方式上，威胁被告与整肃一切和他有普通关系的人——从一般熟人到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将遭受同样命运。这种简单直率的“株连罪”(guilt by association)手法造成的结果，使一个人一旦受指控，他先前的朋友们便会立即转变为他的最凶恶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自愿告密，争先恐后地用莫须有的罪证来指控和谴责他：这明显地是他们证明，自己忠实可靠的唯一办法。他们还会倒过来试图证明自己同被指控者相识或结交，只是为了掩护对他的监视，并且揭露他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一个外国间谍，或者一个法西斯分子。成绩是“由你揭发的亲密朋友的人数来衡量的”，很明显，最基本的谨慎态度是要尽量避开一切亲密往来一一不是为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发觉，而是在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麻烦时——杜绝所有的人可能不仅出于一种批判别人的普通廉价兴趣，而且也出于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他们给别人带来毁灭，只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说到底，通过将这种手段发展到光怪陆离的极致，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分子化的和个人化的社会，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社会。光凭事件或灾难还很难造成这样的社会。
极权主义运动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同其它一切政党和运动相比，极权主义运动最显着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甚至在攫取政权之前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通常的做法是在实际掌权之后才开始从总体上组织国家，接着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声称他们的组织必将包容整个人类。但是，凡在极权统治并非由极权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俄国是这种例子，和纳粹德国完全相反)，运动必须在事后组织，它的生长条件是虚构创造的，其目的是尽可能制造完全的忠诚——这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忠实(fidelity)包含着具体内容，它可能很自然地会改变人的思想．因此只有消除具体内容，才可能达到完全忠诚。极权主义运动以各自的方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摆脱带有具体内容的、继承自先前非极权主义发展阶段的政党纲领。无论他们的话多么激进，每一种特定的政治目标都不能简单地断言或描述统治世界的主张．每一种针对比“几个世纪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具体的问题的政治计划，都是对极权主义的阻碍。希特勒从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小政党中渐渐地建立纳粹运动，他在纳粹组织中的最大成绩是使运动卸下了先前的政党纲领的负担，他不是改变它或者正式取消它，而是简单地拒绝谈论或讨论其要点，那些较为温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很快就过时了。斯大林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显得更加可怕：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纲领是一桩非常麻烦的负担。远远超过了一个业余经济学家和疯人政治家的二十五点计划。但是斯大林在废除了俄国党内派别之后，通过共产党的经常曲折的路线，通过经常性地重新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取消它的全部理论内容(因为它不再可能预言未来的路线和行动)。最终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事实上，最合适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教条并非对政治行为的引导——相反，假如一个人每天早晨重复斯大林昨天晚上的话，他才是遵循了党的路线，——结果自然统一了思想，集中地服从，不会由于试图理解人在做什么而分裂。正如希姆莱为党卫军拟定的口号：“我的忠诚是我的光荣”(My honor is my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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