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极权主义状态观察家注意的。当然不是它的独一(momolithic)结构。相反，一切严肃的研究者至少都认为有一种双重权威——政党和国家——并存(或冲突)的现象。再者，许多人强调极权主义政府奇特的“无形状态”(shapelessness)。托马斯．马沙利克(Thomas Masaryk)很早就发现“所谓布尔什维克制度从来就只是完全缺乏制度”；实际上在第三帝国“即使是一位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也经常有人观察到，这两种权力源——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权的一面，它掩蓋并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第三帝国行政机器的各个层次属于一种奇特的机构复制现象(duplication of offices)。纳粹异想天开地根据党的机构设置来彻底地规定国家机构的每一个部门设置：魏玛共和国将德国分成州或省，纳粹则加以复制，分成大区(Gaue)，尽管边界线不完全一致，但是每一个特定地区即使在地理上也归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单位。1933年之后，纳粹突出地占据了国家的官方各部之后，仍还未放弃机构复制，例如弗立克当了内政部长或格特纳(Franz Guerthner)当上了司法部长。这些备受信任的老党员一爬上官方的非党职位，就失去了权力，变得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毫无影响力。两人都在希姆莱这位地位上升的警察首脑的实际权威的领导之下，按常规，希姆莱应该归属内政部长管辖。位于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的旧德国外交部的命运更是国外人所共知的例子。纳粹几乎未触动它的人员，当然也从未废除它；然而在同时，他们又保留了执政之前的党内外交事务局，以罗森伯格为局长；由于这个机构专门从事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诸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联络工作，他们就建立了另一个机构来和在威廉大街的机构竞争，即所谓里宾特洛甫局(Ribbentrop Burreau)，它处理对西欧的外交事务，在局长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而离去(亦即他进入了威廉大街的官方机构)之后仍还存在。除了这些政党机构之外，外交部还遇到另一个以党卫军机构为形式的复制机构。后者负责“和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的所有日耳曼种族团体谈判”。这些例子证明，纳粹的复制机构是一条原则。而不只是为了向党员提供工作机会。
实际政府与表面政府之间的区分。在苏俄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开端而走向同样的发展。表面政府原先产生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在内战期间丧失影响力和权力，被布尔什维克党取代。这一过程开始于红军独立自主、重建秘密警察作为党的机构而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体的机构；1923年，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的第一年，这一过程就完成了。从那时起，苏维埃成了影子政府，通过由布尔什维克党员构成的细胞——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指派，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实际权力代表——在政府中产生作用。后来发展中的关键要点不是党征服了苏维埃，而是“尽管做起来毫无困难，布尔什维克并不废除苏维埃，而是利用它们作为自己权威的外部装饰性象征”。
因此，表面政府与实际政府共存现象部分地是革命本身的结果，同时也开始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专政。然而，当纳粹简单地保留现有政府机构，却剥夺了乞的一切权力时，斯大林却必须复活他的影子政府，它在30年代失去了一切功能，并且在俄国半被遗忘，是斯大林使苏维埃以苏联宪法作为象征，既存在又无权(在俄国，宪法没有一句话对生活和法律具有丝毫的实际意义)。表面上的俄国政府完全缺乏必要的辉煌传统，因而明显地需要成文法的神圣光辉。极权主义蔑视法律和合法性(“除了最大的变化之外……仍然留有永恒地期望秩序的表现”)。它在苏联成文宪法中(就像从未被遗弃的魏玛宪法一样)为自己的无法律性找到永久背景，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永久挑战，以及可以每天显示它无援和无能的标准。
机构复制与权威划分，实际权力与表面权力共存，这些都是以制造混乱，但不足以解释整个结构的“无形状态”。人们不应忘记。只有一座楼房才能有结构，而一种运动——如果这个词根据纳粹意指的内容来认真准确地理解——只能有一种方向，任何形式的法律结构或政府结构对于运动来说都只会是一种障碍，而运动却需要朝着某一个方向增加其推进的速度。即使在执政之前，极权主义运动也代表了那些不愿再生活在任何一种结构之中(更不用说它的性质)的群众；群众开始行动，目的无疑是冲破由政府保证和决定的法律和地理边界。因此，根据我们对政府和国家结构的概念来判断，只要这些运动发现自己仍然身受一块特定领土的限制，必然需要尝试摧毁一切结构，而出于这种有意摧毁结构之目的。单纯地在党内及国家机构内复制一切机构，都还嫌不足。由于复制牵涉到国家表面和政党内核之间的关系，最终也会导致某种结构，而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在一种法律规定中自动结束，这种法律规定限制并稳定了它们各自的权威。
复制机构看来是一党专政中“政党一国家”合一的问题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中最显著的迹象，这个现象更好的定义是单位的多重衍生(multiplication)。而不是复制。纳粹并不满足于在旧省份之外再建立大区，而且还根据党内组织机构的不同设置来划分和设立地域区；冲锋队的分区单位既与大区不符合，也与省份不符合；另外，它们与党卫军的分区也不一样，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分区机构也不对应。这种地理上的混乱还须加上一种事实：实际权力和表面权力之间原先关系尽管不断变化，却总是在重复自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居民不仅同样生活在权力竞争中经常互相冲突的各种权威之下，例如行政机构、政党、冲锋队、党卫军；他从来不能肯定地、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将哪一种权威置于其他权威之上。他必须开发第六感觉，以便在某一特定时刻知道该服从谁，该忽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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