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执行上级根据运动的利益而认为真正必要的命令的人——这些命令和政府的措施有矛盾，当然只能托付给党的精英组织——情况也并不见得怎样好。这些命令大多数“意图模糊，发布时希望接受者会认出发令者的意图，并且相应地作出行动”。因为精英组织也并非只有义务服从领袖的命令(这在一切现存的组织中都是委托性质的)．而是“执行領导者的意志”。而且，从党内法庭中对“过分行为”的长期审讯过程中可以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二者绝不是同一回事。唯一的区别是，精英组织由于特别被这类目的所灌输，早已被训练得能理解到某些暗示，意味的不只是单纯的字面内容”。
极权主义统治机构内部运动的动力产生于一个事实；领导者经常变换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将权力中心转移到其他组织，但是并不解散或者甚至公开暴露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在纳粹政权初期，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冲锋队立即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而党却成为表面权威；然后权力从冲锋队转移到党卫军，最后从党卫军转移到保安局。权力机构被剥夺权力，从来不假装是领袖的意志。但是，不仅领袖的意志如此反复无常。如果与东方专制君主相比，后者的一时兴致倒是稳定的范例了；实际秘密权力与表面公开表现之间连续变化的倾轧，使事实上的权力位置在定义上变成了神秘之物。统治集团成员本身在秘密的权力层级中也从来无法确信自己的地位。例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尽管在党内资格很老，表面权力和职位不断上升，但是仍然谈论要制造一系列东欧国家。作为反对莫斯科时的安全屏障，当时握有实权者早已认定，无论何种国家结构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失败，东欧占领区居民已经变成了无国籍者，因此可以将他们消灭。换言之，既然知道应该服从谁，一种相对稳定的层级制度会带来极权主义统治真正缺乏的一种稳定因素，那么，纳粹经常推翻真正的权威，公开地制造新的统治样式，相应地使旧样式变成影子政府——这种游戏明显地可以无限玩下去。苏维埃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之一是，每当斯大林在他的运动内部将权力重点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时，倾向于将前一个机构连同它的人员一起清除，而希特勒尽管嘲笑那些“无法跳过自己影子”的人，但是很愿意将这些影子调到另一个部门继续使用。
多重设置的职务单位对于权力经常转移是特别有用的；再者，极权主义政体留在权力位置上时间越长，单位就越多，完全依靠运动的工作机会也越多，因为当在位者遭清除时，并不废止这个职位。纳粹刑冶重复设置职务单位时，先协调各种现有的协会、团体和机构。全国范围的多重设置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协调并不是指合并人既存的党内各个机构。结果，到纳粹政权结束时，有两个国家社会党学生组织，两个纳粹妇女组织，大学教师、律师、医生等等的纳粹组织也都是两个。但是不能肯定在所有情况下，原先的党内机构会比协调产生的对应机构更有权势。而且谁也不能肯定地预言，党内哪一个机构会在内部层级制度中地位上升。
有一个富于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有计划的无形状态，这件事发生在科学界的一个反犹主义组织。1933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研究犹太人问题的机构(犹太问题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由于犹太人问题总是被认为决定了整个德国历史，所以这个研究所很快地扩大为近代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是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研究所将传统的大学改成外表上的学术机构。1940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另一家犹太问题研究所，所长是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他由于是党员，所以地位很高。结果，慕尼黑研究所变成一个影子机构，而法兰克福研究所本应接收掠夺而来的欧洲犹太人收藏，所以应成为规模颇全的犹太教图书馆所在地。但是几年以后，当这批收藏品运到德国时，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运到法兰克福，而是去了柏林，被希姆莱的盖世太保特别部门接收，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研究)，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希曼(Adolf Eichmann)。旧有的研究所也并不废除，所以在1944年，情况变成这样：在大学历史系的门面背后，存在着慕尼黑研究所更加实在的权力之威胁，在它之后，又是罗森伯格的法兰克福研究所。而在这三块门面的背后，才是由它们掩盖和保护的真正权力中心——盖世太保特别分部“国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rshauptamt)。
苏联政府外表上尽管有成文宪法，但是不太引人注目，甚至很难从外部观察它，不像纳粹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和保留的国家行政机构。苏联政权不像纳粹那样在协调时期就积累权力职位，所以更加依赖于创造新的职位，消除原先的权力中心。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官僚机构剧增现象，受到了大整肃造成的反复清除的阻止。但是我们至少也可以看出，俄国有三种严格分开的机构：苏维埃或国家机构、党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机构(NKVD)，各自有独立的经济部门、政治部门、教育文化部门、军事部门，等等。
在俄国，政党官僚的表面权力与秘密警察的实际权力与纳粹德国政党与国家的权力关系一样，而多重衍生只在秘密警察身上显得特别复杂，特务网广泛密布，指定一个部门监控另一个部门。苏联的每一个企业都有秘密警察的特别部门，一视同仁地监视党员和普通群众。与这个部门共存的是党的另一个警察分支，它监视每一个人，包括内务部特务，它的成员是对手机构毫不知其名的人。除了这两个间谍机构，更有作用的要数工厂工会，它负责监督工人完成预定工作额。但是，比这些机构更重要的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它代表“内务部中的内务部”，即秘密警察内部的秘密警察。这些相互竞争的警察机构的一切报告最后送交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Po-litburo)。哪一份报告最重要，应该交给哪几个警察部门去执行警察措施，都在这里作出决定。当然，无论全国普通居民，还是任何一个警察部门，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决定；今天可能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明天可能是党的特务网，后天可能是地区委员会或一个地区部门，所有这些部门中，没有一个是根基合法的权力层级或权力机构；唯一确实的事情是，最后总有一个部门被选择来体现“领导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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