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康生是怎样故态复萌，搞投机钻营的吧！
第一，同江青互相利用，包藏祸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只是吃了特务的耳光，就被吓破了胆。为了取得特务头头的欢心，她在监狱的优待室里，陪特务吃喝，并为其演唱。最后填写了“自首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明“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江青出狱时，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特务留作纪念。
江青叛变后的演出，得到了蒋帮的喝彩。她演出的《狼山喋血记》，就曾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蒋介石“五十寿辰”，蒋党大搞“庆寿”活动。他们以加强“国防”为名，向外国购买八十多架战斗机、轰炸机，作为蒋介石的“寿礼”！其实，这批飞机决不是为了抗日。蒋介石说得非常清楚：“匪未肃清绝不言抗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去”，日寇的飞机向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来”。
蒋介石的这批飞机就是为了增加“剿共”的军事力量。当时江青积极地参加了“献机祝寿”的活动。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江青粉墨登场，演出了独幕剧《求婚》。特务崔万秋在《大晚报》上，对江青的“效忠”一再宣扬，又是组织专访，又是发表消息和剧评，特别刊登了江青的剧照，说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
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她的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
以情报专家自居的康生，对于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可是，由于他们两人各怀鬼胎，互相利用，因此，对各自的阴私和丑恶，是心照不宣的。至于他们如何暗使机关，彼此都是心中有数的。江青有求于康生的包庇，康生则认为江青奇货可居，向何处投放，就象交易所老板手中的揭码，要认真掂量。为了自己投机的需要，只好隐恶扬美，避丑说美。经过康生的精心安排，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第二，制造冤案，以标榜自己“立场坚定”。
康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的。当时正处在武汉失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其主力改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也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加紧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驻地。同时，还加紧派遣特务、汉奸，
渗入我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就显得特别重要。假若康生不负中央所任，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准确地打击敌人，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然而康生却歹心大作，认为这是显示自己骗取信任的好机会。为此，他滥用职权，放肆地制造冤案。他于一九三九年一手制造的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三大案件，即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就是他的重大“业绩”。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陷钱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察。不久，下令将其逮捕。在关押期间，康生
组织了由中央社会部、保卫处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参加的所谓“审讯示众会”。康生亲自到会审问，最后亲自定性为“叛徒”、“特务”，将钱关押七年之久。
王尊伋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投奔延安。康生毫无根据地怀疑她是汉奸叔父王克敏派到延安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将其逮捕，关押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的黑窑里，大搞逼供信。先是三天三夜不准她睡觉，搞得她两腿粗肿，头晕目眩。并威吓说，再不承认就拿两条大蛇来放在窑洞里。当时，王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经不住这种恐吓，就根据小说《双城记》上所说打毛衣记人名的故事和当时传说的各种汉奸活动，编说自己是王克敏派来的特务，而且编得有声有色，说什么她同敌人进行联系的密码结在毛衣的花纹里。康生明明知道，把密码结在毛衣上是完全虚假的事，然而他却到处宣扬。并把王比作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押至枣园中央社会部，亲自组织和参加对王的群众审讯会。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康生又亲自写信给王尊伋专案组，断定“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尊伋”，“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一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底，康生竟以“走路象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等理由，令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将李逮捕，硬是逼李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人党内充当内奸”。更为荒唐的是，康生竟然在一次审判会上对李说：“李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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