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三个假案看，三位被诬陷者都没有在康生手下工作过。他们三人既不知康生的底细，又同康生没有什么冤仇，更没有反对过康生的什么“指示”，那为什么康生非得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他们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康生想用制造假案的办法来标榜自己立场鲜明、革命坚定、工作得力，
以便骗取更大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假案制造得越多越耸人听闻，越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七、八月，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党中央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
一向为王明卖力，作为王明心腹的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好好整整自己的“风”，以便使自己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同王明决裂。可是康生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就在一九四一年底，经高岗许诺，他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真是越是婊子，越要标榜自己是贞节烈女！
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
康生认为，这个伪造的证明可以作为自己反王明的资本。因此，他一直把这个带批注的王明的小册子留在自己身边，借以表白自己一贯反对王明，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前期，他在钓鱼台组织写反修文章时，还把这本小册子摆在自己在钓鱼台的办公桌上，任人传阅，任人摘抄。
其实，康生留下的追随王明的记录，百倍、千倍于这个批注，而且刊于党的正式出版物和党内文件，就是用斧头都不能砍掉的物证，还有大批的活的人证哩！康生对此只字不提，半句不讲，却偏偏拿出自己伪造的一个批注来骗人，这不是公然愚弄人又是什么呢？
康生这些做法，别说让那些知情者见了都会嗤之以鼻，就是让王明见了也会感叹他为无耻之辈！请看另外一个人的话：“王明很不满的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佞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的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这两段话是从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伏拉第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中摘引下来的。这本日记的作者对
我党进行了不少歪曲、攻击和诬蔑，但是同我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的揭发结合起来看，这里所摘引的两段话，还是可信的，因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述，只是康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耍弄顺风转舵、投机钻营之术的几个重要手法。由此可见，康生多么善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好！康生之善变，确实胜似变色龙。他不择手段，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择手段，把有碍于自己攫取权力的人打下去，以至肉体消灭。康生在延安整风中，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之能够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今天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仅从这点来说，我党就有不少教训应当记取。
第十一章 “抢救失足者”
一九四一年七、八两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之前，毛泽东同志于五月份，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还于三、四月份，发表了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文章。应当指出，两年前即一九三九年还发表了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篇重要文章。所有这些，都在预告了中国共产党向党员和干部提出的要求：思想方法的革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演说，动员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反对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借以达到改变思想、作风和团结同志的目的。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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