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就在康生亲自导演下于七月十七日公开见报了。这一举动的意图何在？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他说：“六四年‘合二而一’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第四，升级和围攻。
公开点了杨献珍同志的名之后，康生说：“点名批判之后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步《红旗》要开展政治批判”。按照康生的这一计划和步骤，康生亲自指挥《红旗》杂志，根据“‘合二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写了一篇康生授意而又不署康生名字的文章。文章以什率名义发表，康生又绞了不少脑汁。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吧，康摇头说：“从文章水平来看，用‘评论员’的名义，分量重了”。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吧，康又摇头说：“如用‘本刊记者’名义，会使人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他设计出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名义，叫“本刊报导员”！由此可见康生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不管文章用什么名义，都以康生的既定方针为难。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
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所有文章就得反复论证这个观点的危害性。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乎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所有舆论也就一再宣扬开展斗争的必要性。表面看起来，康生指挥的这场斗争很热闹，实际上不过就是那么几句吓人的空话。
康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说：“合二而一”，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后来，他曾经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要把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五日，康生又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迅速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1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这些都为康生在全国范围内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作了准备。
所谓政治批判，就是把被批判者的申辩权利予以剥夺，置于被审判的地1 康生把赞同“一分为二”观点的，叫做正面意见；把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叫做反面意见。
位，实际上就是被批斗了。当时，他们对待赞成“合二而一”的同志采取了会下攻心、会上交代、报上鞭挞相配合的形式，攻势凌厉，来势凶猛，确有一举消灭“合二而一”之势。这次批判，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之广，迫害之惨是罕见的。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杨献珍同志除了被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了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不顾他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同志，因和杨献珍同志一起工作，竟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也被逮捕入狱。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同志，早在一九六三年就调到陕西省党校工作了，同“合二而一”论没有牵连，仅因同杨献珍同志“划不清界线”，也千里迢迢从西安揪口中央党校进行批斗，一直被逼含冤而死。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仅因讲了句“‘合二而一’讲少了”，一九六四年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含恨而死。至于林青山同志，则作为“祸首”的“马前卒”，被撵出中央党校，轰出北京，到东北一城市菜店卖菜去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个江苏省的解放军战士陈波同志名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军区特等射手，多次出席过省军区先进代表大会，就是困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而被处死碎尸。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日赞成“合二而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被处分、被流放、被关押等等，已无法统计了。
但从中央党校的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全国因‘合二而一“受迫害的大概情况。据统计，一九六四年，中央党校因”合二而一“受株连挨批判者有一百五十四名。其中受党籍和行政降级处分的有七名同志；受重点批判的有四十五名同志（学员十三名，干部三十二名）；小组”帮助“的有五十名同志（学员四十二名，干部八名）；虽然没有”重点批判“或”小组帮助“，但也在档案中被塞进了黑材料的有五十九名同志。这只是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又都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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