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L-I号行动从1月26日开始直至1月30日结束。在此期间，战斗空中巡逻队一直在空中飞行。第一天早晨，一群利比亚米格25型“狐蝠”式战斗机飞近战斗空中巡逻队，在受到截击后飞走了。后来又发生了几次拦击，但未发生直接对抗。在4天的OLV-II号行动(2月12-15日)中，大约发生了160次这种遭遇，有几架“狐蝠”式战斗机在美国海军“大黄蜂”式战斗机监视下飞越“珊瑚海”号航空母舰。OLV-III号行动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活动的海域也有意识地南移了一些。同时还派来了以“美国”号(CV-66)为核心组成的第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它的到达使第六舰队的实力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峰。它的名字也使即将发生的“航行自由”行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3月24日，作为水面行动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导弹巡洋舰“提康德罗加”号越过“死亡线”进入除利比亚外所有人都认为是自由的国际海域。在中午过后不久，当战斗空中巡逻队的飞机接近利比亚海岸上的一个地空导弹基地的最大射程时，利比亚人向它们发射了两枚地空导弹，但没有命中。既然舰队已经遭到了攻击，“交战规则”允许它们进行报复。
当晚，利比亚一艘导弹巡逻艇在企图接近美国舰队时，被一架A-6攻击机击沉。当晚，利比亚的地空导弹基地两次遭到了HARM导弹(高速反辐射导弹)的袭击。这种导弹是由“萨拉托加”号上起飞的A-7型攻击机发射的。翌日晨，由“萨拉托加”号和“珊瑚海”号上起飞的A-6攻击机发射的“红眼”和“鱼叉”式导弹击沉了一艘轻型护卫舰，重创了另一艘。
第二天一整天(正如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的)，“利比亚国家电台播放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街头的示威以及政府组织的游行的声音。在这些游行中，年轻人尖叫着要对美国人进行自杀性的攻击”。
“阿拉伯人支持卡扎菲，欧洲人感到忧虑，克里姆林宫认为世界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另一条新闻说。利比亚利用代理人进行的攻击没有停止。在柏林，挤满了消闲的美军士兵的迪斯科舞厅遭到了炸弹的攻击；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客机被炸毁。1801年，在地中海受到羞辱后，美国海军上校威廉·班布里奇宣布，他永远不会带着“礼品”回到巴巴利国家去，“除非是从炮口里送出的礼品”。1986年4月10日，OLV-IV号行动，即“埃尔多拉多峡谷行动”开始，美国开始了顷刻便闻名于世或者说臭名远扬的对利比亚的空袭。
空中袭击的目标是班加西附近的贝尼纳空军基地、班加西的兵营、的黎波里的西迪比拉尔训练场、阿尔·阿兹兹亚兵营以及的黎波里的军用机场。在夜间进行袭击完全出乎利比亚人的预料，因为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街道依然像往常一样灯火通明。这次空袭也出乎全世界的意料，这说明它的成功显然还不完美，至少从短期内看是如此。
在事先获悉这次空袭的少数几位国家领导人中，有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撒切尔曾经允许美国空军飞机使用皇家空军基地以增强航空母舰的力量，这成了空袭行动中最有争执的一个方面。密特朗则禁止美国飞机飞越法国的领空。在出动的数十架飞机中，只损失了一架。据利比亚称，它是被击落的。而据美国人称，它是发生了技术故障。规定的目标全部遭到了攻击，并且中弹。尽管美国夸口称，飞机和导弹的精确度极高，的黎波里的法国、芬兰、奥地利、瑞士和伊朗的使馆以及城里的居民区还是被误中。死亡的平民(利比亚人可能有100多名，另外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包括卡扎菲的继子。卡扎菲立即利用这个悲惨的小牺牲品来进行宣传。
但是，在几年前，美国已经反复阐明了它的立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国防部的一个委员会在1983年发生贝鲁特爆炸事件后说，“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在这个国家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于1984年10月称，“即我们的反应应当超过消极防御的范围。”
“当条件允许使用武力时，为了阻止、预防并对恐怖行动作出反应，”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麦克法兰1985年3月称，“我们不能不，也不会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到1986年4月，美国已经实现了舒尔茨所希望的意见一致，而且也不想走回头路。这种全国性的决心反过来又向这个国家和全世界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和军事问题。因为，除要在全国达成一致意见外，还需要在国际上取得一致意见。国务院反对恐怖主义局副局长曾对一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这样的阐述：“直至目前，有些盟国一直公然拒绝达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多边协议。将来，我们在考虑美国的行动前，应首先同一个实际存在的反恐怖主义的组织磋商……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我们就别无选择，而只有把我们自己的危机计划付诸实施。”
必要时，美国将单独采取行动。但是，总统对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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