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战线也大幅收缩，拿东北老百姓的话来说：“大日本帝国不行了，小小的了。”同年8月9日0时，在德国法西斯宣告失败三个月之后，百万苏联红军机械化部队如同滚滚而来的钢铁洪流，兵分三路，一路取道满洲里，越过大兴安岭，另一路从东面突破，进入东北中部平原，第三路强渡黑龙江，剑锋直指哈尔滨，同时从多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推进，将盘踞在东北的日军分割包围，逐一加以歼灭，但在攻打几处关东军重点防御的要塞时，遭到了顽强抵抗。关东军利用其坚固的地上和地下防御工事负隅顽抗、死守不降。
苏联红军动用了大量坦克、火箭炮之类的重型武器和飞机，同日军展开持续血战。从凌晨开始实施空袭，万炮齐发轰平了一座又一座山头，炸弹跟不要钱似的一股脑儿往下扔，地面工事大部分被摧毁，只有部分地下要塞得以保全，很多日军还没见到苏联红军长什么样，就被铺天盖地的炮弹震死在了要塞中。大部分日军并不相信，或者说不愿相信他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事实，抱着同归于尽的“玉碎信念”死守，因此这场仗一直打到8月26曰，红军才彻底攻占了整条防线。此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已经整整过去了11天。从此之后，这座要塞被世人称为“二战终结地”。
1954年8月，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尽，中苏关非常密切，苏方决定在中国边境的黑龙江沿线为一部纪录片实地拍摄素材，用以记录苏联红军为了消灭法西斯曾在此浴血奋战的光辉事迹。片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那些遗留在深山老林中的关东军要塞。
赵工生于东北一户商人家庭，20世纪40年代留学海外，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后，他和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一起满怀热情地返回祖国，因为精通俄语、英语，上级把他派到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翻版组从事翻译工作。从新中国第一部 译制片《普通一兵》开始，他参与翻译了多部译制片，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调到电影厂厂部当了一名干事。在电影厂的大院里，赵工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有一天，老厂长将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有一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一行三人来到中国，准备去当年的关东军要塞拍摄纪录片，让他全程担任翻译，同时也是中方工作小组的负责人。老厂长命令赵工务必做好三件事：一是全力配合摄制组，圆满完成拍摄任务；二是关东军要塞位于深山老林，随时会有豺狼虎豹出没，再加上路滑山险，一定得多加小心，要保证摄制组全体人员的安全；三是要有大局意识，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也别问，不能让老大哥挑出毛病来。老厂长最后拍着赵工的肩膀强调：“小赵同志，这是一次艰巨的政治任务，组织上高度重视，所以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赵工连连点头道：“请老厂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摄影队的人就到齐了。整个小组一共有六名成员，中苏各有三人，苏方是大胡子导演格罗莫夫、摄影师契卡、年轻的女助理娜佳。导演格罗莫夫是个胖老头，一脸横丝儿肉，挺着个大肚子，其实也没多老，但那边的人显老，四十出头就秃顶了，据说以前参加过卫国战争，因为拍摄战地纪录片立功，得到过象征苏维埃最高荣誉的列宁勛章，还和斯大林同志握过手。赵工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一身蓝色双排扣开领的列宁装，胸前的口袋别着—支钢笔，时不时拿出来炫耀一番。据他自己说，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赠送的。这个人总是对身边的人呼来喝去，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派头。他背了—支俄国产的双管猎枪，说是防备土匪，实则是听说大兴安岭多有飞禽走兽，想在路上打猎解馋。总体来说，导演格罗莫夫就是个傲慢自大的人，但是口才极好，说话头头是道，净拣冠冕堂皇的讲。大高个儿契卡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摄影师，一米九几的身高，大长胳臂大长腿，皮肤看上去粗粝而苍白，眼神迷迷离离，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敞着怀，头戴碎格纹鸭舌帽，为人木讷冷漠，话也不多，顿顿饭离不开烈酒，有时不吃饭也在喝伏特加，不知是不是常年酗酒的缘故，身上总是散发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浓郁体味，使旁人不得不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背着一个苏式军背包，硕大的帆布背包外侧有两个插袋，袋盖边缘由褐色皮革包边，里面塞得鼓鼓囊囊，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他有个优点是非常善于服从命令，导演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来也不多冋。只有一头金发的娜佳年轻开朗，非常和善可亲，一身苏制猎装，皮带束腰，脚穿长皮靴，显得身材既修长又丰满。娜佳明显与另外两个人不同，她身上有—种青春的魔力，淡蓝色的眼睛温柔似水、清澈透明，初次见面，就给人留下了纯真、热情的印象。
中方这边也是三个人，干事赵工中等个头儿，长得浓眉大眼，分头剪得整整齐齐，蓝色卡其布军便装浆洗得很干净，脚下穿着一双温州皮鞋，擦得千千净净，负责此次拍摄任务的翻译工作。别看他是个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可说话敞亮，办事麻利。警卫员小陈名叫陈为民，个头不高，敦敦实实，小圆乎脸儿，老家在山东，说话—嘴的山东口音，当过两年兵，但没上过战场，自以为是个老兵，其实就是个新兵蛋子。小陈主要负责摄影队的保卫工作，穿草绿色平纹粗布军装，双钩领系得严严实实，纽扣被刻意刷了一层绿漆，有利于隐藏，挎着一直苏制PPS-43冲锋枪。看得出他非常珍爱这支枪，没事就从兜里掏出块干布，从头到尾擦拭一遍。枪身被擦得闪闪发亮，一点轻微的指痕都没有。
除此之外，还有个熟悉地形的向导，此人一身洗到发白的旧军装，脚底下穿一双解放鞋，身板结实，宽肩阔背，走路呼呼带风，说话高门大嗓，脸部轮廓明显，鼻梁挺直，一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两边的腮帮子很凸出，在部队里战友们就叫他“大腮帮子”，这个外号一直带到林场，真名反而被人忽略。很多人以为他是朝鲜族，其实并不是。他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东北剿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如此资历，脱下军装后却回到山里当了个普普通通的猎人。说到这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熟悉，他当向导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不仅带了一柄猎叉探路，更有一支从不离身的柯尔特手枪。这种手枪曾是美军装备的第一支半自动手枪，可以装七发子弹，在二战时期被各国军队广泛使用，此时仍是公安部队的标配。可以说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有一种看不透、说不明的气质。
纪录片摄影队的任务十分简单，只是到老爷岭猛虎山要塞拍摄关东军和苏联红军交战的废墟，虽然那一带山高林密、多有野兽出没，但是有大腮帮子作为向导带路，手里还有武器，倒不至于遇到什么危险。对于他来说，钻山入林是家常便饭，这趟任务不过是带众人进山走一趟，是个相对轻松的差事。
出发之前，中方几人相互熟悉了一下，大腮帮子唠嗑时喜欢蹲着抽手卷烟。他身经百战，—肚子深山老林里的故事，和知识分子赵工搭班子，可谓“一文—武、相得益彰”，两个人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关系处的不错，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过大腮帮子并不喜欢苏联人，当年苏联红军的确打跑了关外的日本鬼子，可到最后扒铁路、拆工厂，趁火打劫把能抢的东西全抢走了。他们经常干损人利己的事不说，损人不利己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这些话他不敢明说。他当兵多年，知道上级安排的任务不能不执行，只是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痛快，寻思着早去早回，尽快把差事应付了。赵工看得出来，大腮帮子对对方的成见很深，甚至可以说怀有敌意，但都刚刚认识，他也不便多问。经历过战乱年代的人，谁还没点秘密？大腮帮子不愿意像小陈那样称呼赵工为赵干事，他行伍出身又是山中猎人，可没那么文气，就直接叫“老赵”，他说这才显得近乎。其实赵工那时候还很年轻，比小陈大不了几岁，就稀里糊涂成了“老赵”。
六个人组成的摄影队到齐之后，赵工为大家互相做了介绍，各自带上行李背包，即刻乘车出发前往老爷岭。当时谁也没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就从这里开始了！
3
摄影队进山之后弃车而行，走入了无边无际的莽莽林海。此时已是夏末，大山里刚发过洪水，腐烂的枯枝败叶形同淤泥，走上去一步一陷，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跋涉十分艰难。大腮帮子告诉其余五个人深山里原本有一条通往关东军要塞的公路，连接着多处地堡群，沿路设有多处火力点，两侧林中更是遍布地雷，目的是阻挡小股步兵渗透进来破坏公路。当年小日本鬼子修的这条公路挺扛造，路基至今完好，但是这几年经过暴雨山洪的反复冲击，再加上无人保管看护，路面被流失的泥土埋得严严实实，早已看不出任何痕迹。为了防备红军轰炸，公路走势蜿蜒曲折，直线距离两三公里的路程，绕上十几公里也到不了。由于摄影队是徒步行进，携带的补给有限，但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山里情况复杂，万一临时出现变故延误行程，众人吃喝住用都是问题。所以大腮帮子才想带队翻山越岭，走一条只有山中猎人才找得到的近路，尽管陡峭崎岖，但可以在两天之内抵达老爷岭猛虎山要塞。只是这条近路走起来并不轻松，有的地方可能千百年来没人走过，如果没有向导，一旦走迷了路，十天半个月也走不出来，要是一不小心碰上被枯枝树叶遮蔽的沟壑，陷下去无人救援，冻死、饿死也不出奇。赵工他们当然不能檀自做主，跟导演格罗莫夫说明了情况。不过格罗莫夫并不反对而且饶有兴趣，指手画脚叽哩哇啦说一大通。他带着猎枪有备而来巴不得尽快步行进山，顺路打些野味解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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