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维翰称“杜重威”为“杜威”，是因为避讳石重贵的“重”字，“杜重威”已经改名“杜威”。而桑维翰在奏对中，也应注意避讳，不得出现“石、重、贵”三个字。
但石重贵因为姑姑的原因，不高兴这么做。
桑维翰又退一步说话：“陛下如果不愿意罢黜此人，可以在京师附近寻一个州郡给他。但重要的军事要塞是不能给他了！”
石重贵说：“杜威是我姑父啊！他是绝不会背叛我的。他这次回来，主要是我姑姑想他啦，要跟他见一面罢了。你不要瞎怀疑！”
石重贵认为桑维翰这一番啰唆未免以疏间亲，虽然没有罢免桑维翰，但从此却把原来隶属于桑维翰的朝中权力也转交给了户部尚书冯玉。桑维翰因为冯玉不学无术，很是看他不起，早就得罪了他。
桑维翰又因为这一番议论，得罪了石重贵的姑姑，还得罪了杜重威。后来，桑维翰还派女仆到宫中问候李太后（就是石敬瑭的太太），顺口说了一句：“皇弟石重睿最近在读书吗？”
这话传来，也得罪了石重贵——干吗那么关心“老六”啊！难道要拥立老六做皇帝吗？桑维翰聪明一世，在太后面前忽然关心石重睿，让晋帝也动了疑心。这样，官拜枢密使、中书令的桑维翰从此再无实权。后晋帝国的行政军事大权渐渐被冯玉一派所掌握。
后晋帝骄奢致内乱
冯玉最后解除了桑维翰的枢密职务，让他去做京师汴梁的市长。
有人对冯玉说：“桑公乃是我朝元老，现在既然解除了他的中央枢机工作，就算不留他在宰辅位置上，也应该给他个大藩去做节度使，也算是优待元老；怎么让他去做市长，亲自去管理市政这些细小杂碎的事呢？”
冯玉说：“恐怕他谋反。”
人又说：“他一个儒生，怎么能反？”
冯玉说：“就算他不能自己反，也怕他教别人反。”
这话的意思就是，当初桑维翰曾经教石敬瑭反，现在也有可能教其他人反。
邪佞之人的逻辑往往有常人不到的地方。正常人无法理解他的逻辑。
桑维翰得罪了这么多人，都在不经意间。此人聪明一世，但在宦海风波中，还是“嫩”了点。他不属于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那一拨人物。他玩不了权谋。这个敏于政务，但却不懂明哲保身的读书人，在乱世的权力挤压中，除了倒掉，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前程。
桑维翰的倒掉，对后晋影响巨大。
此人唆使石敬瑭“卖国”是一大罪恶，但他掌管国家大事，有常人不及的智慧，也是事实。很多时刻，政务繁杂，有多头事件需要紧急处理，到了桑维翰这里，几乎是随口发令，一一安排下去，有条不紊。有人就怀疑他这么轻松随意处理政务，这活儿干得是不是有点蒙人，但事后仔细推敲他的每一项决定，几乎不可以移易一字。他处理问题就是如此精当。
连续多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桑维翰在孤独中声称有病，要求辞职。他从此不获重用。而后晋帝国也在最后一个有点能耐管理政府事务的才子倒下后，失去了平衡。
曾经因为石敬瑭的礼遇而勉强做官的宗正少卿石昂，看到晋政一天天坏下去，于是出于儒学信念而有了对朝廷的批评和谏议。他多次上疏，史称“极谏”，但出帝根本不听。按儒学理念，三谏不从，即应辞官，独善其身，不能与无道邦国玉石俱焚。石昂“称疾东归，以寿终于家”，自称有病东归青州，后来得到较长的寿命死于家中。儒学对个体生命有重视，认为“以寿终于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死亡方式。石昂做到了。
史称石昂离去之后，“晋室大乱”。
阳城大捷后，石重贵以为从此太平，帝国管理的正当性不断流失，国家已经没有方向，昏招迭出。他个人生活更加骄纵，全无星点自制自律。在那种骄奢淫逸中享用“无道”的快感，他已经无法听进任何忠言。于是，士庶离心，民变蜂起。就连帝国勋臣，后晋最大的食利者杜重威，这个他最信任的人，竟然也在大捷之后有了“异志”。
后晋帝国向万劫不复的灭亡黑洞趋奔，开始加快了速度。
杜重威心怀“异志”
后晋北部有个叫孙方简的人物，在装神弄鬼中成为民变的领袖。他或投靠契丹，或依附后晋，两头下注，最后开始诱惑契丹第三次南下。公元946年的夏天，契丹开始在边境部署精兵。
出帝得到消息后，也做出了相应部署。在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中，后晋挟阳城余威，取得了几次胜利。此事再一次鼓舞了石重贵，他决定对契丹发起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略进攻。
他和冯玉、李崧两大臣商量，拟派杜重威、李守贞为正副元帅，北征契丹。这时，帝国剩下的唯一一个明白人中书令赵莹私下对冯玉、李崧说：“杜重威是皇亲国戚，又身兼将相，地位已经相当尊贵，但他仍然有不足之色，总是觉得谁都欠他的。……不可以再给他更大军权。如果北方有行动，可以单独托付给李守贞。”
但冯玉、李崧根本不听。
杜重威是他们最为信赖的国家元勋，是他们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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