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完
?黑龙江人青溪客
2019春构思于 哈德逊河边
2022夏 初稿于 锦江边
后记：角色历史，及其他
前些天买了侯旭东教授《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2022年增订版。翻到后记，第一句就是：“终于轮到要写后记了。”立刻笑出声。
“终于”二字，懂的人都懂。
这两年我的心态与从前很不一样。原本不想再写后记了，因为作者在书外的一切解释都是蛇足。但一时之间，我恐怕仍然无法摆脱所谓“不辞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心境，那么，就还是写一些废话吧。
这部小说，上下部一共59万字。开头部分是临时起意而作，中间我因为各种情况，断更了一年半，直到去年5月才开始写下半部。去年6月我去了河北，在正定看到了李宝臣纪功碑，也在良乡找到了史思明墓所在的那块地——当时我其实还没有后来的很多感受——于是下半部写着写着，终于彻底成了对盛唐河北武人集团的致敬之作。
但，先从杨炎说起吧。
对于史传里的杨炎其人，我谈不上多么喜欢。他看起来心胸狭隘。但这两年我的史观和史识都有很大进步，今年重新细读了相关材料之后，我对杨炎有了改观。他只是一个格局不算特别大的普通人。正史中所谓器量褊狭，听听也就算了。
史官们都是带着强烈的价值倾向，去剪裁选择、使用材料的。比如，开元四年，李隆基酒醉后误杀了身边的人，第二天酒醒后幡然悔悟，自此四十年不饮一滴酒。入蜀后，左右劝他饮酒以解湿瘴，李隆基仍然拒绝。但司马光在《通鉴》中砍去了这段材料，理由是：“玄宗荒于声色，几丧天下，断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李隆基连天下都差点丢了，戒酒不过是小的优点，有什么好提的?这是司马光的逻辑。
可是，平心而论，戒酒四十年，真的只是“小善”吗?我们身边有几个喝过酒的人，戒酒后能够做到四十年一滴不沾?
如果只看史传中描述杨炎的那些话，很难不觉得他是一个大恶人，而刘晏则是被他害死的无辜可怜人。可是再去看一看两《唐书》中的《刘晏传》(哪怕也是正史)，就能窥得一些玄机。刘晏死时家里没什么财产，看似非常清廉，对的，那是因为他的钱都用来交结外人了(“晏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士，故人多称之”)。杨炎专权，挟仇报复，对的，但刘晏在那个位置上也是(“多任数，挟权贵，固恩泽，有口者必利啖之”)。杨炎被贬道州，刘晏很高兴，在朝堂上开心地讲这件事(“炎坐元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
请别误会。我对杨炎没有偏爱，对刘晏也没有反感。他们都是愿意为帝国理财的干臣，尤其是刘晏，他显然是个理财好手——我是工科出身，天然就对实干家有好感。因此，我上面的那段话，固有为杨炎平反之意，但那并不是主要的。我更希望的是，以寻常人的视角、寻常人的心境，稍微还原一点点他们的处境，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刘晏想要美名，于是把家财全用来结交名士，这很正常(如果我是他的家人，可能我的心情会不一样)。刘晏看到自己讨厌的杨炎被贬了，很高兴，这虽然不体面，但也正常。杨炎一个北方人在当时的湖南苦苦熬了两年(道州靠近广西)，可能过敏，可能得病，回来却听说刘晏那么幸灾乐祸，忍不住要报复，这也正常。
另外，我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杀了元载的人，是代宗皇帝，不是刘晏。杀了刘晏的人，是德宗皇帝，不是杨炎。杀了杨炎的人，仍然是德宗皇帝，不是卢杞。在各种谴责的声音里，皇帝们似乎经常能够像出轨的丈夫们一样隐身。
杨炎和岑参、钱起、贾至都有交集，入蜀为杜鸿渐判官时，和杜甫似乎也有交集。史传里说，汧水陇山之间，传遍了小杨山人的名号。想来，杨炎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他和王维同样都是“混圈子”的，但实质不大相同。王维少年时代和弟弟王缙游走于两京权贵的圈子里，是百分之百的外来人。但杨炎似乎主要以自己的家乡凤翔到长安这个区域为基础，以一种本地名士的姿态混圈子，也许会有“地主”的优越感。被贬道州以前，杨炎完全没有做过外州的官，一路都在中央(入蜀做判官那种不能算)。大部分唐朝文士更想做京官，像杜牧那种自求外任的，是少数情况。杨炎的仕宦经历——如果不看他最后的下场——是唐朝人会很羡慕的那种。用今天高校青年教师们的谐音笑话来说，他这就叫飞升疾走。
说完了杨炎，再来说张将军。从史传和一些别的材料来看，他够机警，能力够强，运气也够好。没有像安庆宗一样死在长安，没有像崔乾祐一样死在史思明的清算中，也没有像很多很多藩帅一样，死在手下人的倒戈和暗算之下。但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一辈子聪明。他后期做了不少蠢事，我很难理解，甚至不忍心细想，只能无奈地解释为“大约人老了都会变蠢”。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对张将军的生涯有了较深的思考和心得，于是起了写一部非虚构的念头。我今年1月写了样章和概要，拿去投了世纪文景的非虚构写作营，有幸入选。这部非虚构暂定名《河朔风尘：一名叛军骁将经历的安史之乱》，以张将军的一生为主线，来呈现当时的长安河北和这场战乱本身。因为张将军是奚人，我也会讨论活跃于帝国东北边疆的各个民族，也会提到这部小说里的几个角色，比如安禄山、王武俊。我在《山青卷白云》中对安禄山的处理过于简单粗暴，后来一直以为憾事。幸好，在《胡女》里，我终于交出了一份自己目前能够满意的答案。
婚姻家庭方面，杨炎没什么特别的(他母亲倒确实姓元，如我文中所说)。至于张，除了史书里提到的惟诚、惟岳、惟简，他还有至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母亲是本书中提过的前汲县令王谦的孙女。王氏的墓志出土于正定县三里屯村。由墓志可知，她死于大历八年(773)年末，比张本人还要早去世七、八年，死时只有三十四岁。她大约是在张到常山郡之后不久，做了张的妾室，并且生有一个儿子。张将军的本传里没有提到这个儿子，也许是因为张死的时候他还很小。书中惟贞的名字，是我拟的。史书里，谷从政在张死后劝李惟岳的用词是你“生长富贵”，则惟岳必定生于张将军到常山郡之后。可见，张将军果然晚婚，或者至少晚育。长子惟诚是他的妾室所生，但不确定是婚前还是婚后生的。
很有趣的是，在“如果你来代替何六做决定，你会选谁”这一问题上，我的男性亲友们几乎都倾向张将军。有些朋友和读者认为我偏爱张，其实也不是。我有不忍人之心，因此希望让读者感受到历史语境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处和难处，仅此而已。张将军的丑恶一面来自他作为武人的天性，而他的男性“魅力”，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他的武力和兵权。在书中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杨炎这个人物，唯一的“错误”，也只是没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男主角。但这并不是一篇男主角必须无所不能的典型“言情”小说。这本书里，除了何六，我不偏爱任何人，或者，最多还有一个封五郎吧。在我心中，封五郎是全书唯一一个真正得到自由的人。他的想法是超越他的时代的，甚至也能超越这个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人。按照历史时间线来说，封五郎在河西定居后，河西很快就会被吐蕃占领。但我想，他是那种绝不介意过吐蕃式生活的人。
然后是何六。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她的事情。她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唯一的起因(最多再加上安禄山——杨相公和张将军都得靠边站)，和最主要的动力。有一位读者在回复里说，何六和谁在一起，都会消减她的美好。诚哉斯言!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追求和选择，我只能祝福她。本书避免使用“胡乱”之类词语，这是我作为作者对她的一点心意。
至于薛嵩……我前几天，准确来说是7月13日，去了夏县的司马光墓和薛嵩墓。薛嵩的神道碑在庄稼地里，四面都栽满了苗。禾苗从四面逼近碑亭的台阶。碑亭是新砌的水泥结构，里面是小鸟的快乐老家，鸟叫声嘹亮无比，神道碑的座上全是鸟粪。碑亭的后侧门洞里，有一只死鸟的尸体。我在碑亭周围待了许久。薛嵩的封土堆，我是快要离开时才找到的，封土前没有任何标识，附近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坟头，都是当地村民的，可见那边的风水应该很好。除此之外，到处是庄稼。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路上我摸出手机搜索，发现薛嵩神道碑的拓片在网上卖1700块左右。怎么说呢?这就是黍离之悲吧。
夏县的村民们，也不知道这里葬着的人是谁。我说，您知道薛仁贵吧?他说知道。我说，薛嵩是薛仁贵的孙子，也是《薛刚反唐》中薛刚的原型。他说，这我就明白了!所以，我在文中写到的薛嵩对祖父的崇敬，和他自觉埋没在祖父光辉里的隐痛，委实不为无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