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坐在阿紫旁边的男生探头过来，很大方地打招呼：“你们好，我是台湾的，宿舍里几个哥们都叫我小台湾，认识一下，留个号码吧？”
阿紫的脸瞬间红透了，报号码错了好几次，小台湾看她的眼神已经有点怪了，我在旁边解围，问她：“阿紫你这是新换的号码对吧，我和你一样，也有点背不下来。”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小台湾要完电话后还跟我们闲扯了好几句。他是我羡慕的那种人，和陌生人明明什么都没说，却让你觉得放松亲切。
所以也很容易让人误会。
冗长的开学典礼我已经记不得多少了，进门前发给我的校徽在退场的时候就被我弄丢了。我拎起书包转身随着人群往外涌，阿紫拉了我一下，问我要不要一起回宿舍楼。我说我还打着石膏呢，现在住在外面的酒店。
她讶异地捂住嘴：“你怎么还打着石膏？”
这是不是证明了阿紫从来不会打量和审视别人？但我当时没总结出来这个纯真的优点，我只觉得她眼睛有问题。
说来有趣，我和她在会场外匆匆道别，没走出几步就想起自己还真得回一趟宿舍楼拿东西，于是转身折返。
正巧在楼门口撞上在树后呆立的阿紫。
我本能地顺着她的目光所向看过去，哦，小台湾正亲昵地搂着一个姑娘，在一楼的窗子外笑着说话。
“你怎么了？”我问阿紫。
阿紫像受惊吓的兔子一样转过来，看了我一眼，脸又“腾”地红了，话都没说一句就转身疯跑进了宿舍楼。
我自然站在原地联想了一番她慌张的理由。难道她跟小台湾是旧识？暗恋？世仇？
但是当我在迎新生的文艺汇演中再次神奇地和她坐到了一起时，我假装那天什么都没发生。我讨厌窥探的人，自然不希望成为其中一员。
阿紫却憋了一个小时，在演出结束才突然问我，台湾男生是不是都“那个样子”。
“哪个样子？”我不解。
“就是有女朋友了还能跟别人勾勾搭搭的。”她话越说越小声。
饶是我自认机智，也被震惊了。
“他怎么跟你勾搭了？”
阿紫又不蠢，一听我的语气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恐怕她也意识到热情搭讪和要手机号这件事情可能在除她以外的人心中真的算不上“勾勾搭搭”，所以说不出话了。
我俩跟着退场观众一起慢吞吞往外挪动，阿紫忽然哭了。
“你别笑我好吗？”阿紫说。
夏末的晚上，校园里暑气不散，头顶上是昏黄的路灯，我们从光圈走进阴影里，又从阴影踏入光圈中。
阿紫一路都在跟我讲着她自己的故事。
没什么特别，大概就是父母离异，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小县城民风淳朴又传统，她只知道好好学习，也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所以更加好好学习，皇天不负有心人，成了当地的骄傲。
但是也只骄傲了一个暑假。
阿紫并没有被这个校园吓到。她早知道大学校园里会有很多外形出众、见识广博的同学，他们会发现她的土气与局促，也可能，到最后都没发现还有她这么一个人。
然而我听了这番剖白却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记得那天是9月10号，我们甚至都没有正式开始上大学的第一堂课，而这只是我第二次见到阿紫，我对她毫无兴趣。
太突兀了，她让我有点害怕和无奈。
这不妨碍我做一个最好的倾听者，不嘲笑也不违心认同，只是听着就好了。
可她讲完之后，忽然说：“你也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吧，这样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即使她不这样说，我也在盘算着要怎样讲些无关紧要的糗事和担忧作为交换。
这样的苦恼太多了。英语分级考试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未来同学们究竟有多优秀；学院内按成绩分专业注定一年后竞争激烈；也或许还可以聊些更私密的，比如我暗恋好几年的高中同学，统统告诉她都没关系，反正她永远不会认识他……
然而，当阿紫在路灯下用那双并不好看却格外澄澈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却做不到了。
不少熟人曾评价我“虚伪圆滑”，但那天晚上，我却看着阿紫，说：“我不想讲，我想走了。”
我没办法对她撒谎。关于好朋友这件事，她是认真的，她对你的每句话都当真，所以不要骗她。
未来总归会有很多人欺骗这个小镇姑娘，但这个人不应该是我。
道别的时候，阿紫忽然问：“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几个歌手？”
“歌手？”
“就是大家都会听的，很火的那种。我奶奶不让我看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一定会被别人笑。”
我说了一长串名字：梁静茹、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王菲、孙燕姿、张惠妹、林忆莲……我也不知道她记住了几个。
回到酒店之后我想了想，把这些名字全都通过短信发给了她。她回答说，谢谢，今天对不起了，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没回。
之后我拆了石膏，开始进行艰难的复健，也搬回了宿舍。端着一盆衣服路过阿紫的宿舍，我听到屋里传来很大的音乐声，公放着梁静茹的《丝路》。
半个多小时后我洗完衣服，再次经过她的宿舍，里面还在放《丝路》。
我略略停了一会儿，门忽然开了，露出她室友的不耐烦的脸。
“啊呀，是你啊，你跟阿紫关系不错对吧？”室友没头没脑地问，还没等我回答就继续高声抱怨起来，“你能不能让她别放这首歌了？都放了三天了，有机会就放，她觉得好听，也不至于这样吧？”
这边阿紫赶紧把电脑关了，特别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俩笑。室友也没给她面子，拎起包就走了，只剩下我俩面面相觑。
阿紫说：“谢谢你的推荐啊，梁静茹的歌真好听。”
校园里偶遇过几次，都是匆匆别过，没说几句话。
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双学位申请流程刚刚对我们开放，几乎每个人都挑了一个专业报名。我报了心理学双学位，需要给过往成绩单盖章，于是在打印室排队。阿紫推门进来，还有点怯怯的，每每看到熟人都会弯起眼睛捂嘴笑。
她对报名流程始终很糊涂，我和她一起从打印室走去教务，经过学院旧楼侧面那条很美的林荫路。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条路上栽的究竟是什么树，树影斑驳，平日是很美的，一到春天嫩叶发芽，便有许多一两毫米粗的细长肉虫悬着一根根细细的丝从树上垂下来，堪堪悬在行人头顶上方，一阵风过便扑簌簌地落下。
那是我们在这个校园里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正和阿紫说着话，突然看见她肩膀上扭动着一只虫子，本能地伸手打掉，然后眼见着虫子悬着丝，打了个旋儿落在地上，这才发现，地上密密麻麻铺着“白线”，一脚踩下去，哔哔啵啵的。
我们一齐尖叫着，用文件袋捂着头，大步跑到林荫路的尽头，终于站到没有遮蔽的阳光下，劫后余生般地喘粗气大笑，像发怒的斗牛一样在路面上蹭鞋底。
也就是在我们帮彼此检查衣服和头发有没有粘上虫子的时候，我发现阿紫没有再穿肉色短袜了。
教务处的老师本就不苟言笑，我这种成绩平庸的学生一进屋，脊梁骨就矮下去一截，草草办完手续，站到一旁等阿紫。
然后目睹了她的材料被甩出窗口。
她的材料没办齐全，还有一项硬性指标不够格，是没办法申请的。老师们也都很忙，阿紫和我都并不值得她们大动肝火，甩材料恐怕也不是故意的——然而它就是这么从窗口掉了下来，自尊心散了一地。
阿紫小跑着捡起材料，憋着通红的脸一张张夹回文件袋里，我连忙对她说：“去吃饭吧。”
后来当然没吃。那时候下午三四点，不晌不夜，我也是口不择言。
我知道阿紫报的双学位是法语辅修，于是和她说：“语言自学就好了啊，和老师教的也没差，咱们学校的辅修说不定还不如新东方呢。”
阿紫还是轻轻地、那么认真地说：“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礼貌性的安慰，她不是轻信就是否定，从不会笑着说谢谢。
回宿舍时候我们决定换一条路。
阿紫抱着材料，恋恋回望着那条美丽而恐怖的路，说：“咱们刚刚跑得像电影一样。”
十八九岁的年纪，有爱恨情仇，一举一动都被摄像机追着，哭笑都漂亮，音乐起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奔跑。
应该是这样的吧，说不清楚具体是哪一部，但一定有一部。
隔了几天，我赶在洗衣房关门前才去拿放置了两天的衣服，低头一闻都快有馊味了，连忙往楼上跑，试图赶在熄灯前将衣服都晾好。
在一楼才上了几级台阶，我就听到了阿紫的声音。一二层之间拐角的平台上，阿紫正讲着电话，两只细细的胳膊拄在窗台边，一只手捧电话一只手捧脸，身体重心偏移着一只腿，另一则翘起来，一晃一晃的，拖鞋啪嗒啪嗒敲着脚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