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从远处走过来。是老霍的女儿，只有14岁，身体已经胀得很满。她犹豫着是否要和她打招呼，最后还是仓促地把头低下，拿出手机，装作准备打电话。女孩走到跟前，看着她，问：“你为什么不进去呢？”
她的语气有些硬，仿佛有种挑衅的意味，裘洛很生气，差点儿脱口反问，我为什么要进去呢？但她忍住了，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继续低头按手机。
女孩走进去，把门关上。裘洛知道自己必须得进去了。她刚想按门铃，门开了。客人们走出来。老霍的太太轻轻拍拍她的肩：“你来啦。进来坐会儿吗？”
裘洛笑着摇头。大家看到她，也纷纷和她打招呼。井宇在门口换完鞋子，也走出来，把车钥匙递给她。
送他们上车的时候，老霍的太太捻了捻她身上的薄衬衫：“冷不冷呀，就穿这么一件。”
“看到你，就觉得冷了。”裘洛指着老霍太太身上披的貂毛披肩，笑吟吟地说。
井宇在车子上睡着了。裘洛拧开车上的音乐，是个很悲伤的男人在唱歌。她从来没有听过，这张唱片不是她买的。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井宇自己醒了，打开车门，拎着西装径直走到车库的电梯门前。
她从背后看着他，觉得他已经身在她离开之后的生活里了。
他们都没有让这个夜晚变得更长的打算，所以他们没有做爱。她到第二天拖着箱子走出家门的时候，才感觉到一丝遗憾，像是少带走了一件行李。
裘洛一直认为最后一夜肯定会失眠。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她睡着前，转过脸看了一眼井宇。最后一次，却没有觉察到任何悲伤。在此之前的那些夜晚，她总是这样看着他，独自进行着离别的演习。演习了太多遍，悲伤次减，最后甚至开始不耐烦。谁会知道她必须离开的原因，只是因为花了太多的时间想象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必须成真，否则生活就是假的。
小菊第二天，小菊上午没什么活，下午要去一趟邮局，就来得比较早。走进公寓楼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拖着箱子往外走的裘洛。裘洛看到她，神情错愕了一下。
“要出差啊？”小菊问。
“嗯。”裘洛停了一下脚步，又继续向外走。
小菊以为会有什么话要交代，就一直回身看着她。她越走越快，拦住了一辆刚卸下客人的出租车。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让小菊相信：裘洛可能不会回来了。
小菊打开房门，脱掉鞋子，开始干活。她在厨房洗咖啡杯，脑中还不断想着裘洛离开的问题。她丢下洗了一半的咖啡杯，擦干净手，到卧室和书房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留下的书信或者字条。她想，也是的，明知道保姆在干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谁还会把信或者字条留在表面的地方呢。再说，或许男主人知道她要走的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小菊还是更倾向于男主人不知道。她又去看了衣柜、梳妆台。衣服满满当当，乍看好像没有少，化妆品也几乎没带走，首饰盒里的项链、耳环、戒指也都在。她想得有点累了，最后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出差几天那么简单。
从裘洛家出来，小菊搭公车去邮局。途中德明打来的3个电话，都被她挂掉了。她实在不想在车上对着他大吵大喊。到了邮局门口，电话又响起来。她接起来：“别再催了，我已经在邮局门口了。”她气急败坏地挂掉电话。手机终于没有动静了。
邮局里有许多人在排队，最长的一列就是汇款的。站在她前面的女孩，梳着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发鬏，手里捏着一个长得完全不像钱包样子的小布袋。一看就知道也是个保姆。她再往前看，觉得至少还有两个都是。她奇怪为什么都是女人来寄钱，是不是她们家里的男人也都和德明一样。
德明从去年秋天起，就没有在外面干活了。一开始是因为家里要盖房子，可等房子盖好了，他也没有要出来干活的意思。小菊倒不是要让他来北京。孩子今年秋天就上小学了，有个人离家近一点还可以管管她。德明自己也不喜欢来北京，去年来待了不到半年，那个工程队一解散，他就走了。小菊只是希望他去绵阳，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每天都能回家。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他去了半个多月。后来接连下了几天雨，工程暂停，他从那之后就没有再去，整天和几个人凑局打牌，而且他们打牌，输赢肯定是要算钱的，否则就觉得没意思。小菊每次打回去电话，他总会说：“我早晨起来一看，天阴得厉害，怕是要下雨……”
“所有的云彩都压到你四川去了啊？”小菊气呼呼地吼他。
他也总还有他的道理，说：“今年气候反常，看样子要闹点什么灾事，没准儿会有个特大暴雨或者泥石流。”小菊说：“你还会看天象了不成？”他们就这样吵到不可开交，两个人都嚷着要离婚。隔上一个星期，小菊的气消了，打回去电话，那边仍旧是天气不好。他们又开始争吵。这样周而复始，小菊还是每个月往家里汇钱，但从两个月前，她开始把多赚到的一点给自己留下来。这次是还不到一个月，德明就来催她汇钱。她盘问了很久，他才说是把钱借给表哥盖房子了。他们又吵起来。小菊在电话里骂得很凶，但也还是到邮局来了。
小菊想想就觉得委屈。她自己在外面干活，倒不觉得苦，不像有些人，来了很久都想家，念起孩子就掉眼泪。她很快就适应了，觉得在北京也有在北京的好，还买了一台旧电视，晚上回到住处可以看看韩国电视剧，偶尔也到市场买点鱼虾自己烧着吃。她也不怎么想孩子，偶尔打打电话，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可能就是因为她在哪里都可以过，就越发觉得要这样一个窝囊的男人有什么用，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
这一天的下午，小菊捏着钱包，和其他几个保姆站在汇钱的队伍里，慢慢地向前挪，心里忽然有强烈的悲伤。她很想挣脱这支戴着镣铐的队伍，获得一点自由。自由，想到这个词，她的眼前立刻浮现出裘洛拉着皮箱离去的背影。她相信那个背影是向着自由而去的。
次日小菊来到裘洛家，家里没有人。但蹊跷的是，房间非常整洁，和她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好好地摆放在原来的位置，没有任何被使用的痕迹。男主人好像也没有回来过。猫的饭盆里空空如也，小菊放了食物，它狼吞虎咽，看样子昨晚也没人喂。
屋子虽然干净，但她也不能让自己闲着，就又擦了一遍地板和书柜。
她一边干活一边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种合理的可能性：一种是他们都去外地出差或者度假了；一种是裘洛真的离家出走了，男主人发现之后，去找她了。她很快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两个人都离开，裘洛在看到她的时候，应该会交代一声，或者在家里给她留一张纸条。可是第二种，也有点说不通。男主人从回到家，到发现裘洛不在了，总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他在等待的时间里，总要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的，可是连水杯都没有人动过。小菊离开的时候，把来的时候从门上取下的广告传单又塞回门上。
第二天，她来的时候发现，那份广告纸还在门上。屋子里照旧那么干净，猫一见她就飞奔过来，围着她嗷嗷地叫。没有人回来过。她蜻蜓点水地打扫了一遍，就坐在沙发上翻看桌上的时尚杂志。下午的房间里都是阳光，她看着看着睁不开眼睛，就躺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猫团在她的脚边，热烘烘的。她穿上外套和鞋子，拿起钥匙走出房门，忽然觉得对这房子有了些依恋。
到第五天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给裘洛打了个电话。关机。从下午到晚上，她又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关机。她最担心的一种情况是，男主人出了什么意外，可是离家出走的裘洛却还不知道。临睡前，她躺在床上，回忆起一开始给中介公司打电话找她来干活的，是男主人。或许中介公司那里还留着他的电话，她打算明天就去问问。
但这件事也有困难。她和中介公司早就闹翻了，为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理由：在积累了一些固定的雇主之后，她撇开中介公司，直接和雇主联系，和他们结算工钱。这样雇主可以少付一点，而她每个月至少能多赚两倍。不少钟点工都像她这样干，但失败的例子也不少，有几个过了几个月又乖乖回来，低声下气地请求公司再收留她们。小菊当时看着她们就想好了，要有骨气一点，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她只能拜托霞姐。当初离开公司的时候，是叫霞姐一块走的，可是霞姐怕自己干不牢靠，也怕和中介公司结了仇。但人各有志，小菊也不愿意勉强。她们也还是常在晚上见见面，聊聊天。
小菊没有和霞姐说实话。只说男主人和女主人吵架，男主人好几天没回家。女主人在家里气病了，不吃也不喝，所以她想偷偷给男主人打个电话。霞姐笑她：“你管的事情可真多，给人家当管家啊。”但又说，恐怕帮不了她，直接问肯定不行，而那个电话本子，被他们锁在抽屉里，偷看也偷看不到。小菊拼命求她，不依不饶，最后她只好答应看情况、找机会。